□本报记者刘丽萍

茫茫人海，浮云落日，五年记者生涯悄然从指缝间溜走，但采访中遇到的人和事留下的余温却从指间蔓延至心里，恬淡而绵长。

就如几年前采访的那位古稀老人那样，朴实，温暖。

记得那是2015年1月22日上午9时许，一位身穿蓝色工作服、后背佝偻的老人手持一份报纸走进了井冈山报社找到我。仔细一问情况才知道，眼前这位80岁高龄的老人，名字叫戴寿生，因在报纸上看到我写的文章《一位远在北京的吉水人求助》后，为求助者的境遇表示同情。

同情过后，不是漠然，而是行动。为核实报纸上的情况，他来到报社，找到作者，确认了状况后，委托记者将1030元转交给文章中患有恶性骨肉瘤的患者。我握着尚留余温的1030元，内心却是五味杂陈。

一个80岁老人，忧他人之忧，作为记者的我，内心竟然泛起了惭愧。

继而，记者用自己的手机拨通了当事人的电话。老人握着电话对当事人说：“你不要嫌这钱少，这是我力所能及的，我也只有这个能力。你跟你爱人一定要保重身体，祝早日康复。”说着说着，老人的眼泪不自觉地往下流。

我一直认为，眼泪只有在喜、悲、演三种情况下才会发生作用。但当时的情景，作为一个记录者，我真切地感受到老人对求助者感同身受的悲凉。

接着，通过后期的采访，我才知道，戴寿生家中并不富裕，他当天捐出的1030元是他做木匠活半年的收入。他每天的工作是做推垃圾的木车，每年能挣两三千块钱。他说：“我挣这些钱并不是为了贪图自己的享受，而是想把这些钱捐给需要帮助的人，苦点，累点，我也无怨无悔。”

随后几天里，戴寿生一直拿着那张《井冈山报》，四处为患有恶性骨肉瘤的患者筹集善款，希望大家能伸出援手帮他们渡过难关。“人家有困难，作为一个公民，有义务帮助他，我是中共党员，时刻牢记党的教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什么也不图，只求能帮助可怜之人，对得起良心。”

我不知道，戴寿生老人还有多少我不知情的助人故事，但有一点，是他让我看到信仰的力量。即使微弱如他，尚可发出余热，何况你我？

作为一名记者，只愿借助手中的笔，传递希望与正能量，书写正义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