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清在写作       

刘德清，生于1949年。曾任井冈山学院、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庐陵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欧阳修研究会副会长等，是著名欧阳修研究专家。是红土地上传统文化的弘扬者和坚守者，一生以教书、著书、藏书、读书为乐。拥有以古代文学为主的藏书近8000册。

刘德清呼吁，在社会发展到当今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个人藏书应当适可而止。收藏好书，要像收藏好酒一样，藏之愈久，品之愈香。

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社会文化的载体，人间自古就有藏书之业。

就我国古今文人而言，藏书更是传统的雅好，尤其是宋朝以后，文人藏书者甚众，甚至有人将其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然而，历代的藏书家，大抵与书香门第或文化大咖相关联。如宋代的司马光、陆游，明代的王世贞、毛晋，清代的钱谦益、王士禛、徐乾学、朱彝尊，近代的梁启超、傅增湘、鲁迅、胡适等，不是出身诗书世家，就是身为硕学鸿儒。

我也有一些藏书，却与此二者无缘。自己身在学术殿堂外，家门更是世代务农。祖父虽然略通文墨，留给我的也只是《三字经》《幼学琼林》《昔时贤文》之类的童蒙读物。我的那点藏书，既无家门积淀，也非刻意为之，只是伴随本人的生活历程，出于学习或工作的需要，日积月累，积少而成多。家有寒舍三间，辟一室为书房，室内除门窗外，环堵皆书柜，满墙都是书。粗略估计，约8000册上下，书目门类以中国古代文学为主体，大都归于古今中外人文社科。

作为老三届资历最浅的六八届高中生，我的高中功课实际上只读了一年多，大部分岁月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风雨，见世面”。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气息中，民间古旧藏书大都付之一炬。幸运的是，我被母校县立一中聘为代课老师，后又幸得转正，先后担任初中一年级至高中毕业班的语文教学工作。那时候的语文教材非常肤浅，涉及的古典知识极其有限。然而，社会上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如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红楼梦、批水浒等，倒使自己接触了不少古代文化典籍。世界上不少事物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会形成悖论，走向初衷的反面。本想要对中国古代文化开展大批判，殊不料却培养出批判者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爱好。当时出版了一批供批评参考使用的古典书籍，如中华书局1974年版《论语批注》《商君书注译》《曹操集》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韩非子集释》《柳河东集》《王文公文集》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刘禹锡诗文选注》等，还有李贽的《焚书》《续焚书》《藏书》以及各种版本的《红楼梦》《水浒传》等，这些书籍使我与中华典籍最初结缘，也成为我最早的藏书。

1978年，神州大地开讲春天的故事，当了八年中学教师的我，终于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并幸运地带工资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改革开放之初的高等学校，读书氛围极浓。一大批被时代搁浅了十年的大龄青年，扑向课堂与图书馆，潜心攻读，吮吸古今中外的知识甘霖，以追求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书籍成为其良师益友。出版界拨乱反正，一片勃勃生机。新华书店人头攒动，购书者络绎不绝。大学四年里，配合古代汉语、古代文学等基础课程学习，特别是第四年选修古代汉语专题选修课，我侧重购买汉语言文字学著作，如《康熙字典》、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王引之《经传释词》、阮元《经籍籑诂》、朱起凤《辞通》、符定一《联绵字典》等。其中不少书，是从琉璃厂、王府井、西单等古旧书店中淘来的。记得1980年下半年，《辞海》缩印本一问世，班上同学几乎人手一册。我当时的月工资39.5元，书价22.2元，占去一半多，然大家犹以捷足先得为荣。

1982年毕业后，我成了大学老师，根据单位工作的需要，执教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的转向定位，读书购书随之也重新聚焦，古代文学典籍成为首选目标。1986年，有幸回母校进修中国古代文学硕士课程。1989年，再幸得归母校追随郭预衡先生做访问学者，专事欧阳修研究。那两年的北京生活，我基本完成中国古典文学典籍的采购。作为国内访问学者，国家提供1200元资料费，可以用于个人购书。当时的出版物，正处于涨价之初，也是新旧书价交替之时。一套中华书局1985年版《宋史》，新定价90多元，同时出现在书架上同为40册的1977年版《宋史》，却折半价21.38元出售，后者的纸张甚至比前者还略胜一筹。《杜诗详注》也是如此，1985年新版定价15元多，而1979年版折价8.60元同时出售，二者同一版印制，可谓一模一样，价格却相距甚远。那时节北京的各家古旧书店里，春秋两季的北京全国书市上，诸如此类的书籍比比皆是。买上一本心仪已久的好书，其心情之欢悦，无异于古玩市场上捡到大漏。就是在这种市场上，我购得大量古代文学名著，从《诗经》《楚辞》《十三经注疏》《诸子集成》《春秋左传》《战国策》《淮南子》《山海经》，到“前四史”、《世说新语》《资治通鉴》，再到《李太白集》《杜诗详注》《乐章集》《关汉卿杂剧选》等唐诗、宋词、元曲作品，以及《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戏曲、《三国演义》《西游记》《东周列国志》《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三言二拍”等小说，几乎囊括中国古代文学的代表作。其中，也不乏古今训诂名著，如王逸《楚辞章句》，高诱《战国策注》《吕氏春秋注》等。1990年暑假，我离京回吉安时，从北京随火车托运的十六七个纸箱，装载的全是此类书籍。

鉴于欧阳修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要真正走近他，所读之书必然要涵盖经史子集，涉及古代文史哲多学科知识。为此，我购买了各种文史工具书等，我均已采购。这些工具书，在《四库全书》电子版问世之前，对我的学术研究工作，发挥过巨大且无可替代的作用。

时代发展到今天，依我之见，读书人大可不必藏书。因为从本质上讲，书是供人读的，不是要人藏的。又就读书的效益而言，买书不如借书，借来的书往往会争分夺秒地抢读，而买到的书一般不读而备查。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古人藏书的价值。在古代中国，无论是官府藏书，还是私家藏书，或是宗教藏书、书院藏书，都对历代中华典籍的保存与传播，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历代藏书家收藏的只是典籍，传承的却是三千年积淀的华夏文明。藏书的价值，包含文献价值、版本价值、艺术价值等，还有受上述价值影响而形成的经济价值。但是，为价值而藏书，在古人心目中算不上文人雅举，只是商人行为。社会发展到当今的数字化、网络化时代，人类知识的大爆炸，信息社会的移动互联，藏书更多的是社会的责任，是数据库的事业，是图书馆的功能，个人藏书只能适可而止。

当代图书馆是数字图书馆与传统图书馆相结合的复合型机构,所提供的是以社会公益性为宗旨的集知识性与环境性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在这种前提下，工作与学习需要的书籍，有了可以依托的新载体。上世纪末，我购买了大批索引类工具书，在过去的学术研究中，此类书助我非浅。可以说，它们能帮我将不能背诵的古籍变成能随心所欲地运用。在如今古籍数字化的新时代，这些书早已弃而不用。从使用价值上讲，它们已是废品。

新时代的读书人，即便要藏书，还是首先考虑工作与学习的需要。如果是收藏性购书，则应精心遴选，切不可盲目采购。我以为藏书的选目，要么是千年流传的文化精品，历经过时间的沉淀与淘洗，披沙沥金成为经典，自有收藏价值；要么是当今的文化精品，是传世之作，至少应是五十年、一百年后仍会再版，仍有人读的书，才值得收藏。总之，藏书不仅是出于个人兴趣，更是为了书籍自身价值。藏书不是终极目的，更不是附庸风雅，装潢门面。收藏好书，要像收藏好酒一样，藏之愈久，品之愈香。至于那些消遣、娱乐类、应试类、求职类的书，甚或目前时髦的成功学、励志类的书，对于某些人而言，值得一读，但不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