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文化有根　行者无疆——李桂平、周小鹏访谈录

李桂平现场签名赠书

周小鹏现场签名赠书 摄影：曾謇

编者按：2015年12月12日，井冈山报社举行了首届“庐陵书香·悦读人生”读书节活动，我市知名作家李桂平、周小鹏应邀赴现场签名赠书，受到读者热捧。活动结束后，记者进行了专访，两位作家就各自作品和对文化的认知各抒己见，其情可鉴，其心拳拳。其对文化的思考和探索颇具力度和深度。编者认为，这是一个独具人文价值的访谈记录，值得品味，值得留存。

采访：本报记者曾淑群（简称曾）

嘉宾：李桂平(简称李)　周小鹏(简称周)

曾：在首届读书节开幕现场，两位老师的签名赠书非常受欢迎。请谈谈在与读者互动交流的活动中，你们的体会和感受？

李：这次活动，为我提供了一次非常好的与读者互动交流的机会。我感受到读者对阅读的热爱，以及对我的热情关注。我非常愿意把读者的热情视为鼓励。其实我也是读者，我热爱阅读，阅读是生命的过程和形式。我想，当阅读成为地方风尚和文化选择的时候，这个地方就会洋溢让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在签赠现场，我感受到了这种魅力。

周：我的感受是快乐与动力并存。快乐，是因为能够与很多作者和这么多爱好读书的人在一起，从大家身上看到了读书和写书带来的快乐，感觉到书香弥漫在现场的每一个人身上，一份圣洁、一份肃穆在缓缓流淌。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一位李姓读者，后来才听说他因为意外事故导致语言障碍，但他看了《谷村沧桑》以后，用极为吃力的口吻，连连对我说：我的祖先也是谷村的。这让我的内心有一份小小的震撼：读书，原来可以这么有力量！动力，是因为现场那么多领导、专家，那么多少年儿童，因书而聚集，互相交流、彼此促进，共话写书与读书的心得。这使我更加强烈地感觉，写书是一件多么神圣的事。然而，写好一本书，并不是简单的事，写好一本给读者带来共鸣或收获的书，就更加是艰难的事。然而，作为一名喜欢读点书又喜欢写点文字的人，我认为，无论怎样艰难，能够写出更多让读者认可的文字，实在是人生的一大乐事、一大快意事。

曾：这次活动，两位老师带来了哪些作品？把它们赠送出去，是希望向我们的读者传递和分享什么？

李：我带来了新近出版的两部作品，一部是三联出版的《赣江十八滩》，另一部是长江文艺出版的《赣江边的中国》。遗憾的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天下良知》没有赶上这次签赠活动。这三本书是我对庐陵文化的一种新解读，我希望自己对庐陵文化的表达，能够给读者展示一种别样的文化境界，同时与读者分享穿越时空的壮美。

周：我带来的是自己创作的文化散文《谷村沧桑》，是抒写吉水县最大的村庄谷村李氏的一本书。因为现场读者太多，还有一些朋友没有得到这本书，这让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将这本书带给大家，是想让大家了解谷村这个村庄，目前号称全省第一大、全国第二大的村庄。全村村庄占地面积方圆5公里，只有一个姓，就是姓李。这个村庄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封建科举时代，历史上共有78位进士，主要集中在宋明两朝，元朝有2位，清朝仅在初期有5位，“一门三进士”、“百步两尚书”的盛况发生过，“十里九布政”中该村占了5位，还有“一门七贵”、“四世一品”、“一家八尚书”等神奇现象，涌现了李邈、李进、李中、李邦华、李振裕等名臣显宦。这是一个文化浸洇的村庄，中华传统文化曾经在这个村庄里得到发扬光大。但是，当社会进入到当今，传统农耕文明显然抵挡不住工业文明与科技文明的疯狂来袭，传统社会的一切在今天呈现出土崩瓦解的局面。向往现代生活的农村人口，急剧向城市集中，城市化经济的扩张进一步促进了农村的瓦解。此时，农村将向何处去？传统农耕文化将会走向何种结局？传统文化还有生命力来维护它的血脉流传么？基于此，大家了解谷村这一个村庄，也就是观照我国农村所有村庄。

曾：两位老师多年来在对吉安地方文化的书写方面潜心而专注，《赣江十八滩》和《谷村沧桑》，列入“走向田野”系列，皆由我国著名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本身就说明书籍具足了一定的文化份量。请谈谈书中的文化表达。

李：文化特别复杂，但也特别简单。我在《赣江十八滩》一书中如是表达，文化是一种物象，是一种浸润心灵的感觉，是一种说不清、道不白、却实实在在存在于群体间的力量。后来我说得更干脆，物化的情结就是文化。写《赣江边的中国》时，面对冰冷的青铜器，我的心里却热乎，我对文化的感悟更深，我说文化就是地方性格，文化就是老百姓天天拿在手上、说在嘴巴上的东西。

文化的主体是人，没有人哪来的文化？表达地方文化无疑要表现人物、事件和风俗。我所表达的都是吉安这块土地上的人物、事件和风俗。尤其是《天下良知》写了大量的人物，这些人物丰富多彩的人生，给我们展示了吉安大地欣欣的文化姿态，以及向善去恶的文化品质。而这些恰恰是吉安最需要和值得表现的文化。

文化的地方性其实就是文化的多样性。我们吉安有一种思维定势，表现庐陵文化一定离不开宋代。因为宋代庐陵出了欧阳修、杨万里、文天祥等一大批杰出人物，因此，记忆庐陵很自然打开了宋代庐陵的记忆。我想说的是，文化长在地方的土壤，养成地方的性格。发掘地方文化，最重要的是展示地方性格，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实际上表达地方文化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误区。人们注重传导古老村落的形态，历史厚重感强，但是村庄人们所秉承的生活信念常常被忽略，让人生出有历史没文化的感叹。

周：我感觉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还没有上升到文化表达的高度，只是按照自己对农村现状的一份忧虑、对农村今后走向的一点思考去写，要求自己尽可能地从谷村这一个村庄，写出我国农村整体的处境，窥一斑见全豹，由一只麻雀观照鸟类整个群体。所以，我在写作提纲中列了12章小标题，最后出版时剩下11章。难写的不是前面的内容，而是最后两章，“村落的嬗变”和“稻谷的盘桓”。这两章的文字寄寓了我对农村所存有的深深忧虑。小时候住在自己的村庄里，快乐童年、叛逆少年、自信青年，一切的豪情壮志，都与村庄密切相关，即使走出村庄，根还在那儿深深地驻扎。然而，当我们从外部世界再一次走进自己的村庄时，村庄的面貌竟然渐渐陌生。所以说，如果我文字中还有什么文化表达的话，大概这就是了。

曾：用散文的手法去钩沉历史的风云，文化的变衍，人物的沉浮，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资料性记载，这样的作品非常有冲击力和感染力，字里行间的叙述也足见作者的情怀。请谈谈创作情怀吧。

李：“走向田野”文化散文，需要注重田野性、文化性和历史性，突出“三性”或许不难，难的是对地方文化的文学表达。用省文联前主席刘华先生的话说，要“看得见人，听得见声音”。消逝在历史烟尘中的人和事，如何让它活起来？作家的创造力以及创作的意义表现在这里。

我在写作过程中努力尝试着表达地方文化。我想，地方文化只有在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才会有宏阔的气象。在这样的表达中，给地方文化寻找一个适当的高度，地方文化才会鲜活起来，尘封在人们心头的记忆才会徐徐打开，遗弃在草丛荆棘中的物件才会裹挟着故事朝我们微笑。

历史包含文化，文化揭示历史，无论多远都会绽放姿态。

我喜欢这种姿态。

周：说实在话，自己过去的创作，简直就称不上是创作，真正的信笔涂鸦，没有任何创意与深度。只是随着年岁的增长，人生阅历逐渐丰富，才在文字中反映出内心的一些变化。如果这种变化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来，大概就是您所说的创作情怀吧。

《谷村沧桑》这本书，是真正花了功夫去打磨的，从采访到开列提纲再到正式写作，整个过程中，内心始终提醒自己：不能是为写书而写书，一定要写出能够留存于世、给读者带来思考、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字来。为此，我将自己的身体放置于谷村曲巷窄道之中，心灵放置于谷村古代的人物群体当中，与青砖灰瓦对话，与古代先贤交流，从泥土之中去读历史，从房檐边楞去读今天，从脸孔上面去读未来，从而让自己的文字贴近历史，贴近今天，也贴近未来。

曾：两位老师都可算得上著述丰实。这种对地域文化实实在在考究式的探索与写作，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些写作过程中的酸甜苦辣？

李：系统表达地方文化纯属偶然。

2013年省作协推出“走向田野文化散文”创作工程，发掘江西有影响的文化符号。这项工程历时两年多，我有幸参与其中，写作并出版了《赣江十八滩》《赣江边的中国》《天下良知》。

2013年5月，省作协嘱我写《赣江十八滩》。赣江是江西的母亲河，在历史演进中，赣江地位独特。因为这条河流，实现了中国版图人口平衡和南北经济对接。从万安到赣州240里航道是千里赣江最险的一段，其间十八滩，滩滩鬼门关，十船经过九船翻，一船虽过吓破胆。赣江十八滩流域文化多元，形成了独特的风物，儿郎灯、鼓子灯、元宵唱船等诸多民俗有很好传承。赣江十八滩船夫号子有别于其他河流，因为船小，号子的场面或许不如别的河流宏大，但它表现的人文精神却比其他河流坚韧。赣江十八滩历代文人荟萃，粗略统计，有69位历史名人留诗于此，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文天祥《过零丁洋》，让“造口壁”和“惶恐滩”成为中华文化中璀璨的爱国符号。而这两处地名都在万安。赣江十八滩流域是中国历代人口迁徙的中转站，也是众多中原人暂时的栖所，拨动全世界客家人的心灵。

2014年9月，时任省文联主席、全国民协副主席刘华先生与我谈起大洋洲商代大墓，以及肖公崇拜。他跟我说，大洋洲了不起，江西人对自己的文化不自信，根本问题就是不知道自己文化的根在哪里。他希望我透过大洋洲这个点辐射开去，去寻找江西文化的根。我知道这是一项非常有难度的创作，然而我愿意努力去尝试，因为我的家族在出土商代大墓，以及生养肖公的大洋洲繁衍了900年。大洋洲商代大墓距今三千年，出土了一千多件文物，但是烙印地方标识的文物并不多，我的任务就是在这不多的文物中，揭开一个生长在江西土地上的古老王国。当我穿越时空走进这个王国时，我惊喜地发现曾经的王国是那样的色彩斑斓，令人向往。

我很欣慰，我为吉安文化所做的这些，我期待这样的劳动和创造还会有很多作家参与。

周：著述丰实过誉了，只能说是有点菲薄的积累而已。

地域文化研究，的确是件费时费力的事情。比如说，我计划编辑一部《吉水对联集成》或《吉水对联大全》的书，就需要广泛地收集我县境内各个村庄的古旧对联。那些镶刻在门楣、门框、房柱、板壁等处的古旧对联，已经濒临绝境，需要进行抢救性收集，尤其是室外粉墙上的对联，更是不耐保存，风化特别严重。我已经做了几年的实地抄录工作，很辛苦，很多时候要搬楼梯上去仔细辨认，如果碰上村民不高兴，连楼梯都借不到，只好望着粉墙上那些已经模糊的字迹发愣，徒叹可惜。

但是，这个过程虽然辛苦，却很快乐。当我们把那些快要消失的文字原原本本地认读出来、一个一个抄录下来之后，兴奋与喜悦由衷而发，想抑制都抑制不住。

最让我们揪心的，是对传统文化遗存的破坏。在谷村，我先后13次进村实地采访，采访对象有老人、孩子、妇女、壮汉，有本村人、外村人，也有那些无法发出声音的墙壁、牌坊、碑石、古墓、泥土、草木等等，最让我感到惋惜与痛心的，就是他们对宗祠原有风格的破坏。作为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的谷村，原本是可以申报历史文化名村的，可一直申报不上，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对村庄古代文化遗存的破坏。我们走进谷村，再也看不到那种古风古韵的宗祠、牌坊和有点文化含义的民居，一些宗族在维修宗祠的时候，用现代建筑和装修材料，将原本古色古香的宗祠弄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所以，我《谷村沧桑》当中，写到“建筑的秘密”那章时，内容就很单薄。

但不管怎么说，对于传统的地域文化，我还是怀有一份天然的亲切亲近，每次下乡，必进村庄，每进村庄，必寻古迹，这是一种少有的快乐。

曾：请谈谈在当下文化大繁荣的背景下，本土文化、民俗文化的宝贵在哪？

李：江西人对自己的文化不自信，我想主要是江西没有首善之区的历史，没有机会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史书对江西“蛮荒服地”的记述在江西知识分子的脑海打下了烙印，文化的边缘化让江西的知识分子感到困顿。若论文化自信，民间比学界强，甚至比官方强。我想这就是本土文化和民俗文化的魅力。文化在民间，智慧在民间，创造力更在民间，精神和价值同样在民间。比如我一直强调，庐陵建筑中飞檐翘角与徽派建筑中飞檐翘角的不同，庐陵内敛，徽派张扬。历史证明，徽商发得快倒得也快，赣商了不起，内敛稳健，生生不息。

或许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文化建设机制，这个机制相对于文化的损毁机制。文化自信建立在民间，而文化引领建立在真正自信的基础之上。自上而下，极力推崇一种品格，一种行为，一种理念，一种价值，一个方向。文而化之，我们终将发现，身边的本土文化和民俗文化原来是如此光艳。

周：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本土，是我们的根系所系；本土文化，就是我们的灵魂所归。我这个年龄段的人，从小在村庄里生长，受村庄的熏陶和影响最大，是自己的村庄赋予了自己特有的禀性、灵巧和人生基调。带着这样的禀性、灵巧与人生基调，我们走进社会、走向世界、走进芸芸众生，怎样的诱惑、吸引，都无法改变我们的人生初衷。这，就是村庄所赋予我的文化基因。人们经常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实际上应该说：只有本土的，才是民族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相信，李 桂平老师恐怕也有此同感。这样的本土文化、民俗文化，它的宝 贵，就在于：立根、立性、立德！现代流行三大问：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要去做什么？我的回答是：我们从传统根系来，要到脉络深处去，要做血脉传承与延续的事！习总书记说“要看得见山，望得到水，记得住乡愁”，本土文化与民俗文化就是我们应该看得见的山、望得到的水、记得住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