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诗歌的源头是《诗经》，中国诗人的鼻祖是屈原，那么可否说中国散文的母本是《史记》？著名学者聂石樵先生说：“我国古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汉代，汉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传记文学，传记文学成就最高的是《史记》。”这大概比鲁讯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更直接地道出了《史记》的文学成就。

我们先来谈谈《史记》的叙事魅力。

《史记》所写的都是历史人物，通过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把人物加以类型化。在写作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自汉以来的许多作家的作品都深受《史记》浸染。郑樵所说的“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无论对史学还是文学来说，都是合适的。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十分推崇太史公，把《史记》的文章看作行文规范。《史记》在我国散文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而且对小说和戏剧的影响也非常大。

《史记》的叙事，围绕着人物来展开。其他国家的历史也讲人，却以人说事，事是目标；而《史记》则反过来，以事说人，人是目标，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叙事方式。梁启超很早就说过这一点，围绕着人物的叙事，会让历史人格化，而且又会让事件变成人生故事，散发着文学魅力。如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虽然非常简短，却勾勒出了三个人鲜明的性格特点。还有一个就是霸王别姬的故事，项羽被包围后，听到帐外有故乡楚地的歌声，虞姬起舞，项王饮酒，最后虞姬拔剑自刎，项羽宁死不肯过江东，英雄和美人的生命终结得充满了高贵感。还有赵氏孤儿的故事，让人感到一种强烈的共鸣，不仅被历代中国戏剧家改编成经典戏剧，还被伏尔泰改编成欧洲戏，这些认为中国没有戏剧的人，应当去看看这个故事。

历史本身就是一篇大散文。综观《史记》，它又是一部叙事过程中展现出来的由情节、细节、逻辑以及世相、人心、命运等组合而成的史诗交响。明君、贤相、恶吏、谋士、义侠、刺客，各自牵带着鲜明的人生旋律在历史的舞台上粉墨登场。

我们再来说说《史记》的散文笔法。

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散文革新运动有两次，一次是唐代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另一次是北宋欧阳修等领导的新古文运动，他们都反对铺张工整、华丽浮靡的骈体文，倡导清新朴实、自然平易的文风。然后，早在司马迁时代，他就对当时充斥文坛的装腔作势的辞赋之风进行了艰苦的挣脱。就连后世的雨果，也曾深受中国先驱的影响，组织了一支青年文化“铁军”，与群众崇尚华丽的审美习惯搏斗，最后把法国打造成现代艺术最有创造力的中心。

细读史记，我们时时会为司马洗练、干净、透明、灵动、神采奕奕的文字而击节赞叹。他用了区区五十万字就记载了上下三千年的华夏上古史。他排斥骈偶化句式，力求参差错落的自然散句，又要把这种散句熔炼得似俗而雅、生动活泼，平易流畅，适合大众阅读，至今仍为散文行文的基础标准。

司马迁还把许多古典文籍和民间材料甚至俚言口语，提炼、加工成符合大众语言习惯的书面语，并且引用大量的诗赋、民谣、谚语等，让大量根本无法进入骈体文的语言，进入到史记中来，使作品的表达形式有了多样性、丰富性。《史记》向我们证明，中国语文的最高境界是质朴叙事，而不是抒情铺陈。

上小学四年级的女儿正在开始学习写作，按照老师要求，几乎每天一篇作文。而且每天晚上，我都有一个任务，就是报听写，新学课文里的好词、好句、好段落、排比句、对偶句等都用红笔圈划起来，不仅要背，还要会写。每次写作文，她总是为找不到好的形容词或成语来表达意思而大伤脑筋。在她看来，一篇作文里，如果没几个好的形容词、成语或是排比句，就不是一篇好文章。我能告诉她，不该这样做吗？似乎又很难。

记得曾有人问老舍先生：“如何写好文章？”答曰秘诀有二：“一是尽量不用成语；二是尽量少用形容词。”有人反问：“没有了形容词、成语，哪有文学性？”答曰：“那你就读读《史记》吧。”唉，孩子们呐，你们是该听老师的，还是听老舍的呢？最后再来简单说说司马迁。

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年轻的司马迁是一个风尘万里的杰出旅行家。博学、健康的他利用跟随汉武帝出巡等机会考察天下，这是《史记》最重要的奠基。后来，因为替将军李陵辩解，获宫刑，他忍辱而活，就是想以自己的孱弱之躯，来归结他心中雄健伟岸的中国历史。结果，他做到了。

司马迁大概是在公元前九十年，他四十六岁那年完成《史记》的。当他把手中的笔重重地放下之后，觉得一切变轻了，以至于他生命的终结都显得无足轻重。他写了那么多历史人物的精彩故事，自己的故事却无法在史册里找到结尾。要知道，有了《史记》，历史就没有结尾，他的人生就不会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