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夏不苦
农历小暑节气前夕,年近八旬的老母亲打来电话说,老父亲急着要告诉我今年的早稻要准备收割了,看长势较去年又有增收。

农历小暑节气前夕,年近八旬的老母亲打来电话说,老父亲急着要告诉我今年的早稻要准备收割了,看长势较去年又有增收。

电话这头,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二老的喜悦表情。

做了一辈子农民,种了一生水稻的父母,对土地的爱恋胜过爱我们兄妹五个。说这话,我可以用一个数据来证实,水稻自种子下种后到收割的百十来天里,父亲每天至少要花二至三次的时间加强田间管理,而对于孩子的我们,父亲基本是采取放养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辅导不会,管理不必。

如今,他们虽几近耄耋,却依旧舍不下和他们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土地。

春种夏耘,秋收冬藏,从未间断过。年近八旬的双亲,何以耕作?为何耕作?

这还得细细说来。

1982年包产到户这一年,39岁的父母正当年。

在农村,田间劳作是很艰辛的一件事。尤其是“双夏”时节,南方人形象的称之为“双抢”(即在二十天的时间里完成承包田里的收割和栽种),我谓之为“苦夏”。

此时,正是一年中最为炙热的季节。黄澄澄的早稻,必须及时收割;秧龄已到的秧苗也急切等待及时栽插。

农人们坚信如果这一收一种不能在立秋节气前完成,秧苗就会拔节,影响产量,且迟一天插秧,二晚就会晚十天收割,这十天的时间里就足已让没成熟的晚稻,遭受风霜雨雪之摧残,面临轻则减产,重则绝收的绝境。

所以这二十来天时间,人们必须与时间赛跑,争分夺秒、抢收抢种。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在老家的一些乡镇和机关单位,因为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都是农民出身,家里或多或少都还有耕地,到了夏收时节,机关单位都会放十天半月的“农忙假”,让这些“公家人”参与“双抢”。想必这一场景在很多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出生的人们脑海里还记忆犹新。

抢收是“双抢”的“第一抢”。

沉甸甸的稻穗,酷热的夏天,浩渺的田野里没有一丝风。

早上五点不到,田野里就已经有了农民上工的身影。尽管太阳还未出来,但头天的太阳余温似乎还未散去,农人们手持禾刀,弯着九十度的腰在水田里割稻,蚂蝗的叮咬,锋利的稻叶划破手臂、手背,割完后的稻茬还时不时将脚划伤。稻叶上的茸毛,和着汗水,顺着手臂、腿部流淌到伤痕处,痒痛难忍。

这一切,人们都无暇顾及。

他们要将一把把割下来的水稻,及时脱粒,以免稻谷发热生芽。而打谷脱粒,是最体现体力的活计,也多半是男人们的专属,年岁不大的孩子则安排“拿禾”(传递割下的水稻与男人的手中)。有的家庭缺乏壮年劳力,一些未成年的男孩子或是妇女也都会轮流上场,当主劳力派用。如今回想起来,实在是难为他们了,体力不支的他们要使尽浑身力气踩踏脱粒机的踏板,双手将稻穗放在滚筒上来回翻转脱粒,直至累到无能无力。

一天下来,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深一脚浅一脚在农田里忙碌着,踉踉跄跄与农时赛跑,满身满脸都是水田里的烂泥,泥浆在衣裤上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看不出本色的衣服,泛出一层白白的盐霜。即便如此,人们还是咬紧牙关,顶着烈日劳作,生怕放走分秒时间。

家境好一些的人家,在中午十点到十一点间,会准备些西瓜、绿豆粥、饼干、面条之类的吃食送到田间,供农人们吃(俗称打点心),这一顿后就要忙到一点钟才会收工回家吃午饭。待到下午三点左右,人们又冒着烈日,一直要忙到晚上八点才会回家。

彼时,已是饥肠辘辘的人们还要把一包包已经打包的湿沉稻谷从泥泞的稻田里,蹒跚地背到田塍上,再光着脚挑到晒场或是楼顶里晾晒……

忙罢抢收,人们赶紧套牛犁田翻田。将还带着早稻气息的稻田整平,抢着节令把秧龄已满的二晚秧苗插在稻田,此为“抢种”。

鸡叫二遍,正是凌晨三四点钟睡得正香的时间。家家户户的农人,此时已不敢赖床,拖着疲惫的身体赶紧起来,趁着天黑风凉的一小会儿去秧田拔秧。为求吉利,有些地方还会在早稻和晚稻的第一天下田拔秧之时,举行“开秧门”的祭祀活动,做“开秧门酒”,办“莳田酒”等。酒席上的菜品除了要荤素搭配,以荤为主外,还有一样“粉蒸五花肉”是必不可少的,据传如此可六畜兴旺、稻黍满仓。除了有酒肉之外,席间还会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农,在田头焚香祭酒唱赞词,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或做一个稻草人,插在稻田里待禾苗抽穗、灌浆,稻谷成熟期间,以催赶小鸟吃谷。

早饭过后,人们把早上拔好的秧苗挑到田头,不疏不密地扔到水田里,等待拆分后均匀地莳在田间。懵懵懂懂的孩子们则在种满了冬毛豆的田塍上快乐地奔跑着,忙着为莳田的人们“补秧苗”,把一个个秧苗当做游戏一样投掷到需要的人手中,偶尔没有接住,秧苗溅起的泥泞弄得大家花脸猴一样,欢愉的笑声是最好的劳动协奏曲。

插秧除了要忍受高温,还要练就一副好的身板。因为是弯着腰劳作,时间久了难免腰酸背痛。为了消除这一烦恼,有好事的人便喊起比赛。看谁插得又快又好,以得到晚上“吃新酒”(此时,早稻已经晒干,并碾出新米,人们为犒劳自己会杀鸡买肉,置办酒席,俗称吃新,很多地方还有吃新节)时喝到新米酒。

慢慢地,父母年过六旬了,本以为二老可以休息了。

2006年1月1日,国家废止《农业税条例》,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沿续2000多年的农民“皇粮国税”行将结束。

这一年,父母正好63岁。

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母,看着党和政府随之而来的粮食直补,承包责任田三十年不变等惠民政策的推行,虽年过花甲,但他们不服年老,操起犁耙继续耕耘在天地间。

这一耕,又走了十余个春秋。

岁月的年轮也走到了伟大祖国七十华诞的2019年,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稻田劳作,早已由当初的牛耕人作年代,走过了抛秧、机插,耕整机耕作、联合收割机收割的现代化劳作,并向测土配方等高科技种植迈进。传统的农耕习俗,已风化成历史。

俗话说“八十岁学吹鼓手———不过时。”

也就在这期间,年迈的父母紧跟时代的步伐,一边学习,一边劳作,从秧盘育秧开始到机械收割,他们边做边学。从未放弃以土生金的信念,将“责任田”一直放在心上,握在手中,当做责任在做。

如今每每谈起,已是满头白发的父母总是骄傲地说:现在种田都是机械化,节省了人力物力,比以前轻快多了。趁我俩还“年轻”,就是再扒拉几年也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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