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帝王与书法
要说帝王与书法,是有些干系的。批阅奏折,上威下达,卖点小萌,还真不可小觑。不会写字的未必做不了帝王,但做了帝王的,还必须谙于此道。

     

宋徽宗瘦金体  

◆冷和平

要说帝王与书法,是有些干系的。批阅奏折,上威下达,卖点小萌,还真不可小觑。不会写字的未必做不了帝王,但做了帝王的,还必须谙于此道。从轩辕至溥仪,凡4643年,83个王朝,559个帝王,总有那么一些极致的人物,与书道成缘,引领风尚。

历史上第一位精通书艺的是汉元帝刘奭(音shì),《汉书》载:“元帝多才艺,善史书。”这里的“史书”指的就是汉隶。据说汉元帝除“善史书”外,还是个文艺才俊,颇通音律,什么弹琴鼓瑟、吹箫度曲、辨音协律等等,无不穷极其妙。后因宠信宦官,为人柔懦,导致皇权式微,42岁病逝。

汉章帝刘炟(音dá)比刘奭晚了130余年生,是当时有名的书家,为政励精图治,深得民心,班超出使西域便是刘炟委派的,可惜,31岁驾崩。传言“章草”源于章帝,“因章帝所好名焉”,姑妄听之。

当时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意思是写好了“史书”比道德规范重要,由此方可入官为宦。于是,读书人个个习字,且趋之若鹜,企图通过书法门径飞黄腾达。

等到汉灵帝刘宏继位时,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宦官时代由此拉开序幕。这位志于享乐的奇葩皇帝12岁登基,21岁时,卖官鬻爵,一直卖到自己31岁驾崩为止。

有趣的是,汉灵帝写的鸟篆可是举世无双。招揽贤才时,帝王下旨以“鸟篆”作国考内容,致使“鸟篆”盛极一时,人云“鸿都文学,鸟篆盈简”。灵帝18岁那年,在大臣们的建议下,命大师们校正儒家七经,令蔡邕等人用汉隶书写刻碑,竖立在太学门外,约20余万字的“熹平石经”落成。每天来观瞻和临摹的人不计其数,这可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书法作品大展了。

说个有趣的故事。传说书画家王僧虔(王羲之的四世孙)20岁时,其书法被宋文帝看上了,宋文帝让他做太子舍人。等到宋孝武帝为政,王僧虔知道孝武帝看不得别人的字好,于是常用坏笔写字,皇帝一高兴,就让王僧虔做了大臣。齐高帝萧道成建立了南齐政权后,把王僧虔找来比试书法,写好后,皇帝问王僧虔,我们两人的书法谁的好,王僧虔机灵地说:“臣书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真是江湖老手,精于世故,连萧道成也不得不说,“卿可谓善自谋矣”。

大唐王朝建立后,唐太宗李世民成了王羲之的铁杆粉丝。他遍寻王羲之书法真迹,令萧翼计赚《兰亭》,设书法学堂,叫赵模、冯承素等人临摹《兰亭序》,连怀仁和尚都不得清净,弄出个集王字《圣教序》来。一时朝野上下学王蔚然成风。李世民更是孜孜以求,深得王书机杼,在行草书和飞白书上成绩斐然。后人评价他的字“浸染了王的清秀之韵,而且比王书更兼有柔的特征,线条如杨柳垂枝,不胜婀娜”。宋人张耒在《宛丘集》中也说:“用笔精工,法度粹美,杂之二王帖中不能辦也,”皆有哗众之意,但李世民不知道,他的笔下已经有了唐人的开张气象。

宋人书法开一代新风,得益于“文治”与帝王的追捧。宋代19位帝王个个精于翰墨,而且不乏功绩卓著者。如赵匡胤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淳化阁帖》就是在他的诏下编纂而成的,法帖集录了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可谓“丛帖始祖”。

书法上的趋炎附势,在宋代开始显山露水。宋真宗时,有大臣李宗谔工隶书,主文教,一时参加科考的士子竞相仿效他的书体。兵部尚书宋缓,书法很受宋仁宗赏识,引得满朝士子追捧。

宋高宗赵构精于书法,善真、行、草书,“天纵其能,无不造妙。”他学黄庭坚,结果举国都以黄字为师。他学米芾,一时米芾的字炙手可热。他学孙过庭,结果全国都在写草书,足见附庸权贵者早有先例。

徽宗赵佶昏庸无能,莫不知晓,但其书法造诣甚高。他杂揉各家,取众人所长,独出己意,创造出别具一格的“瘦金体”,与工笔重彩相映成趣,附和者良以多矣。谁叫人家是帝王呢?

至明,“馆阁体”影响久远,乃至于当下书坛都有效法者。这个功绩应该记在明成祖朱棣的名下,是他宠喜沈度兄弟的结果。明代历277年,16个皇帝,都写得一手好字,即使放牛娃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也不例外。

说宠喜,莫过于清代的康熙皇帝。这位董其昌的粉丝和唐太宗李世民比较起来,一点都不逊色。他遍搜董其昌书法墨迹,装订成册,藏之秘阁,但凡朝殿考试,斋庭供奉,皆以董书为尚,董其昌书法一时身价百倍。其实,清帝尊董,明显有入主中原后的民族心理。

到了乾隆掌权,皇帝喜爱赵孟頫的字,于是“香光(董其昌)告退,子昂(赵孟頫)代起”。清宣宗时,皇帝主张厘定字体,要求点画中规中矩,满朝风起云涌,皆以欧阳询书为宗,明人的馆阁体发展到了高峰,方正、光洁、乌黑、大小一律,成为那个年代的审美标准。

乾隆在位60年,钦定多部传世藏帖,《三希堂法帖》是乾隆皇帝的杰作。其实,咸丰、同治、光绪、溥仪等在书艺上的成就也是不可小觑,只是书风过于程式化,没有脱离馆阁体的窠臼,继而淹没在中后期的“碑学”中兴和一大批的书家辈出的海洋里了。

纵览帝王书法史,就是领略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领略帝王的人性发展史。中华民族是富有艺术气质的民族,帝王作为出类拔萃的文艺代表,数量众多、延续持久,影响面广,为世界文明史所罕见,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难望项背的。

是历史把他们推向了政治舞台,容不得他们的选择,一如南唐后主李煜,诗文书画皆出类拔萃,空前绝后,奈何天意弄人,被推上皇位,“我本词臣身,不是帝王命”,终被毒酒赐死,可惜了一身才情。宋徽宗赵佶“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政治上利令智昏,经济上无所作为,但艺术上的建树令后人叹为观止,2012年,宋徽宗瘦金体《千字文》拍出了1.4亿元的天价。

探求帝王书法艺术,就是对帝王内心世界、丰富人性的管窥,就是对帝王史的解读。但我们不会将帝王书法作为承载政治目的的唯一标识,因为他们展示的仅仅是艺术本源里存在的一种精神方式,是历史时空里的一种个体行为,是艺术长河里的一种交替。当我们今天重新去解读帝王书法在历史上的地位时,我们发现,他们的成就在于和历朝历代的书法家们共同构筑起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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