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初中时，我们班同学的课外读物标配为：金庸、梁羽生、琼瑶、三毛。我以为三毛就是张乐平笔下那个三根头发的小男孩，一篇《沙漠中的饭店》，顷刻让我爱上了这个“灵魂骑在纸背上”的奇女子。她的文字，不是惊艳的花团锦簇，也不是声嘶力竭的呼喊与愤怒，她是温婉的小妻子，她是慧黠的冒牌兽医，她在贫瘠落后的撒哈拉沙漠，把枯燥的日子过成了诗。

彼时的我是个青涩的柴禾妞，全然没有周游世界的伟大理想，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图书管理员。我觉得阅读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只要一头扎进书里，任何烦恼都会通通消失不见了。虽然少女的烦恼无非是晚餐没有我喜欢吃的菜，考试考得不好，脸上蹦出了几颗青春痘。

世事难料。三十年后，我循着三毛的足迹去到了撒哈拉沙漠。

“漫漫的黄沙，无边而庞大的天空下，只有我们两个渺小的身影在走着，四周寂寥得很，沙漠，在这个时候真是美丽极了。”

可能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我跟随一大群游客骑着骆驼走进沙漠，大家在驼背上颠簸了几个小时，颠得七荤八素，我没有拍到“落日将沙漠染成鲜血的红色”，也没有感受到“沙漠的夜风在空中呼啸，凄艳恐怖”。倒是见到了书本里没有告诉我的沙漠里超级大只的蜘蛛，我全身麻痹不敢动弹看它从我身边飞速爬过去，以及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吃的沙漠里亘古不变的食物———塔吉锅。

书本告诉我，沙漠缺水，可是它没有告诉我，夜宿沙漠是没有水洗漱的，我顶着一张糊满防晒霜的脸，不知如何是好。不能洗漱，也就意味着不能方便。向导柏柏尔人告诉我们，营地附近的沙漠就是最大的露天厕所。不过不要走得太远，有可能会遇见响尾蛇。挖坑也不要挖得太深，搞不好会挖到上任游客埋下的“雷”，想到这画面，我觉得沙漠也不是那么的不友善，而有了一些莫名的喜感。

来沙漠之前，我认真查阅了柏柏尔人的资料，他们大部分信仰伊斯兰教，女性可以不戴面纱，男人外出却必须要戴。他们有个奇特的饮食习惯，男性喜欢生吃山羊的睾丸，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壮阳。

不过当我真正面对柏柏尔人时，发现他们只是普通的游牧民族，穿长袍，包头巾，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传奇故事。跟我合影时，年轻的柏柏尔人甚至很腼腆地，把轻轻搭在我肩膀上的手悬空了。他们是一个矛盾的民族，在传统和现代之间，遭受着冲击。我在他们的村落里看见，虽然房屋与各种摆件是原始的，但陪我们游览的当地人却能很熟练地使用智能手机为我们拍照。

沙漠的夜，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黑暗之中，散着游客手机屏幕的微光。万籁俱静，大家在沙漠席地而睡，偶尔听见附近游客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小声交谈。我和同伴仰望着黑漆漆的天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忽然眼角余光瞥见天空仿佛有一颗微弱的流星划过，我已经来不及许愿，也想不起，还有什么愿望在等着实现。

我很满足这种生活状态：每天下班后有大把的时间读书码字，年假的时候背起行囊就出去看世界。除了南北极去不了———据说去一趟南北极包括装备至少要十万块以上！我的旅行几乎可以是说走就走。不过我妈不这么认为，她觉得我从小到大祸害了那么多的书，混到现在只混成了一名专业电工，这点至今令她耿耿于怀。

可是，谁规定了电工师傅不能喜欢读书？

文学从来不会厚此薄彼，就像阳光对每一朵花都眷恋。书籍像一块大磁石，牢牢吸引我，让我这只坐在井底的青蛙明白，这个世界不仅仅只有井口那么大。

我在做高压供电方案时，阿拉斯加的鳟鱼正跃出水面；我在看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正爬上树梢；我与客户签订合同时，阿尔卑斯的雄鹰一直盘旋云端；我在下班的公交车上，尼泊尔的背包客端起酒杯坐在火堆旁。

世界那么大，大到用一辈子的时间都走不完；世界又那么小，小到一本书就可以把它装进去。我从书里窥视别人的生活，潜入别人的世界，幻想循着作者的足迹走一遍，倒不是想求证他们所描绘的事情正确与否，而是窃喜这让我“又多了一种活法”。

读书与旅行对我而言，都是幸福的事情。

旅行带我领略空间的广度，读书带我领略时间的深度。以往读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句诗，我的感受就跟《红楼梦》里香菱差不多。香菱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要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也找不出两个字来。”当我真的走进了书里描述的这个画面里，以前读诗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境，忽然一下豁然开朗。漫漫黄沙，残阳驼影，风尘满面，天涯孤旅。黄昏看夕阳，本该寂寥的心情，我却被脑海里突如其来蹦出来的诗句给震撼了，满足的愉悦感争先恐后一点点跳出胸腔。这极致的快乐啊！

旅行在于感受，读书在于思考。

那些读过的书，很多内容需要设身处地才能获取得更完整，所以古人才会推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某个方面来说，读书与旅行其实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了解这个世界更多一些。一个人的读书范围，就是他的世界。如果有一天，我老得走不动了，脚步丈量不了世界，读书可以抵达；眼睛到不了的地方，读书可以看见。

读书，让我对世界充满幻想；旅行，让我更加热爱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