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塘晚秋图（局部）赵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高33厘米，长237.8厘米

牧溪水墨写生图（局部）

赵佶写生珍禽图（局部）  

◆曾孜荣

宋徽宗流传于世，并且确定为他本人亲自执笔绘制的“亲笔画”非常少，可能仅有十余件。当时有很多作品，是宋徽宗指导画院里的画家创作，之后宋徽宗再“利用职务之便”在画面上题字，加盖自己的印章，这种就被称为“御题画”。

与“御题画”相比，他的“亲笔画”多了几分朴拙之意。比如《池塘秋晚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卷首的红蓼与水蜡烛是生长在水岸边的植物，在画中代表作者视角的开端，之后转到水面中央，有莲蓬残荷与白鹭，最后是一对向画面外作势飞去、游去的鸳鸯，暗示画面之外的风景还要继续延伸。这幅作品有写生笔意，被认为是宋徽宗中年时期的作品。

另一幅《写生珍禽图》，同样被认为是宋徽宗为数不多的“亲笔画”真迹，也是他存世花鸟画中尺寸最大的一幅。

《写生珍禽图》是水墨纸本手卷，对景写生、笔调质朴，无论禽鸟、花草均形神兼备。全卷长近6米，描绘了画眉、喜鹊、戴胜、斑鸠等12种不同种类的珍禽。

这幅画的“身世”十分曲折。它最初从皇宫中流出大概是靖康之乱的时候，之后一直在民间辗转。流传到清朝乾隆皇帝手上时，他格外喜欢，并兴致大发，一口气盖了21方皇帝印玺在上面，还题了12个美词在12种珍禽之旁，诸如“蕣花笑日”、“碧玉双栖”、“疏枝唤雨”等等。当然，这种事情，只有胆大妄为的乾隆干得出来，其他人是断不敢有此行为的。

大概清朝末年的时候，《写生珍禽图》从紫禁城流落到外间，有人说是太监偷盗出来卖了的，也有人说是被溥仪带出宫的，各种说法不一。总之，这幅画辗转流离，被日本著名的“藤井有邻馆”收藏了。

2002年的时候，这幅杰作再次出现在国内，一时引发国内外各大艺术机构的密切关注。在北京嘉德的春季拍卖会上，它被比利时收藏家尤伦斯（也就是北京798尤伦斯艺术中心的创办者）以253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拍走，创造了当时中国书画拍卖的世界记录。

看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他画的翎毛昆虫，细致工整到了极致。鸟、雀、花、枝，这些物体虽然很小，却一样画出了世界的复杂性。因为他有种一丝不苟的研究精神，对花鸟进行了科学、严谨的观察。

为了追求高度写实的画面效果，宋徽宗甚至还尝试过用生漆给鸟的眼睛点睛。经过生漆点缀后的眼睛略微高出纸面，能感觉到它们的眼睛骨碌顾盼流转的样子。

画卷的结尾有宋代宗室后裔、元代书画家赵孟頫的题跋：“道君聪明天纵，其于绘事尤极神妙。动植之物无不曲尽其性，殆若天地生成，非人力所能及。”这个“天地生成”的评价非常之高。

我们常常会听到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画不如西方绘画，因为中国画没有写实的传统，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和偏见。

宋画的写实水平其实非常高，可以列举出一连串工笔画大师的名字，如崔白、赵昌、李嵩、李迪、林椿、苏汉臣等等，宋徽宗只是其中之一。有学者认为，“宋画”的写实精神与宋代儒家“理学”发达，强调“格物致知”有关。

宋徽宗《写生珍禽图》，这种科学严谨的观察与绘画，不仅画面写实、逼真，还充满着勃勃的生机与爱。

看完了鸟儿，再看花。《写生珍禽图》的第一段“杏苑春声”，画了两枝杏树，有盛开的杏花，枝端还有数朵含苞待放。

宋徽宗笃信道教，自号“教主道君皇帝”，以“道”术治国，而杏花则被道教视为“仙花”。道教认为仙人居住的地方必有杏花。“杏花”于是在道家信徒中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杏坛”也被用来称呼道家的修炼之处或是道观。

南宋著名的画僧牧溪，也叫法常。以前他在中国内地并不很著名，但对日本绘画影响深远，甚至被誉为“日本画道之大恩人”。

牧溪的画，很多取材自人们司空见惯的寻常事物，比如《水墨写生图》所绘的：花木、蔬果、禽鸟、鱼虾，笔墨淡泊粗犷，看上去平平常常，几乎全部是人们司空见惯的寻常事物。

但仔细去品味画卷的墨色，那些随机晕染、神奇变化的笔触，又分明深蕴着禅机。

就像马祖道一禅师说的“平常心是道”。牧溪的美，是清幽且枯淡的。“一角”式的布局，大片留白，这种空寂和清淡，是看惯了富饶繁华的一般中国画家感受不到的。直到400多年后的明末清初，看着国家衰败破灭而避入空门的八大山人，才能深刻地体会到。之后的中国画家如金农、齐白石等人也深受牧溪之启发。

对比北宋的工笔花鸟画，以牧溪为代表的南宋写意花鸟画，明显有两大发展与变化。

一是放弃了对奇花异鸟等珍稀事物的描绘，转而画平常之物。

二是放下了细致写实的工笔技法，转用随机写意的游戏笔墨。

写意对比工笔，平凡对比珍稀，随机涂画对比精雕细琢……这就好比是禅宗“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对比“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这是放下对执着的消解，这也是调皮对严肃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