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与出世，是我国古代文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境界和生活方式。入世，是希望把自己融入到体制中去，施展才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出世，就是视体制如蔽履，摆脱体制的禁锢，过着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天马行空，闲云野鹤般的浪漫生活。

我们国家自从隋朝开设科举考试制度以来，一代代读书人头悬梁，锥刺股，十年寒窗苦读，甚至花费半辈子的光阴，其目的就是为了入世。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层层科举选拔考试，进士及第，如愿以偿地达到了入世的目的，效命朝廷，获得一官半职，步入了人生坦途。还有一些人，或他荐，或自荐，千方百计想着入世。唐朝诗人孟浩然，他一生未仕，身在江湖山林之间，可是他无时无刻不想着入世。从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诗中就可看出端倪。“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渴望张丞相提携推荐其入世之情跃然纸上。

早年的孔子，做梦都想着入世。他驾着一辆马车，周游列国，推销自己。可是，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没有一个国家、一位君王看上了他，弄得他满腹才华无处施展。后来，他只能抛弃入世的思想，开馆授徒，著书立说，一部《论语》，奠定了他儒家鼻祖的崇高地位。“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大诗人杜甫，一生命运多舛，食不果腹，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可是，他一门心思想着入世。安史之乱叛军攻下长安，杜甫听到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抛妻别子去投奔。途中被叛军俘获，吃了不少苦头。好不容易在成都安居下来，但没有过上几天稳定的日子，又要追随当朝皇帝，长途跋涉往首都长安赶。结果，累死在途中，年仅五十八岁。杜甫一生都想着做官，想着入世，最后，搭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与孔子杜甫他们截然相反的，是一些文人视官场如粪土，千方百计谋求出世之乐。诗仙李白，早年被招入京，供奉翰林，成为御用文人。然而，他把宫廷当作是自己的家里，闹出了“贵妃奉酒，龙巾拭吐，力士捧靴”的大笑话。“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他嗜酒如命，放浪形骸的言行举止，与四平八稳、规规矩矩、一潭死水的朝廷格格不入。朝廷容不下他，他也容不下朝廷。于是，他最终受不了朝廷的禁锢，回归自然，仗剑天涯，饮酒吟诗，过上了闲云野鹤般的浪漫生活。“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东晋诗人陶渊明，毅然辞去七品县令之职，解甲归田，朝耕暮读，生活虽然清贫，人生却快乐无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美轮美奂。明代作家吴承恩，早年做过县丞，目睹官场腐败，绝意仕途，闭门写作，终于写出了流传千古的神话小说《西游记》。

由此可见，真正的文人，是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独立的写作方式，他们也许是不适合入世的。因为，他们一旦融入体制，思想和言行都会被禁锢，很难写出惊世骇俗的作品。曹雪芹“举家食粥酒常赊”，在一家温饱都不能解决的环境下，花费十载终于写出了传世巨著《红楼梦》；蒲松龄开馆授徒，用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写出了不朽之作《聊斋志异》。这些，都是体制中人不可想象和完成的。他们不是没有才华，而是没有创作传世之作的心境和毅力，那种备受煎熬的人生历练，那种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深切孤独。因为文学是个体行为，喜欢孤独，不喜欢热闹；喜欢逆境，不喜欢顺境；喜欢苦难，不喜欢得意。

入世，就是要把自己融入到体制中去，接受体制的约束，虽然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体面生活，但身心都要接受体制的禁锢。循规蹈矩，不能越雷池一步。而出世者，就是忍受不了体制的禁锢，由单位人变成了自由人。没有了官职，没有了俸禄，一切靠自己自食其力，物质生活虽然清贫，但身心得到了极大的自由释放，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活得潇洒自在，何乐而不为呢？

正在写作此文的时候，一则公务员辞职做律师的帖子在网上疯传。其实，这正是当代版的“出世之为”。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公务员成了一大批人追逐的香饽饽，只进不出，造成了公务员队伍的臃肿。一潭死水，了无生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有流动，才能使我们的公务员队伍充满生机，才能使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充满阳光。但愿有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公务员的行列，也有更多的优秀公务员走出体制，投入到滚滚的社会创业大潮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