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特别是阅读古典作品，往往都会有很多“注释”，或名之曰笺注、诠释、集解等。尽管这些称呼，所表达的具体含义是有一定差别的，但其归旨，却还是落脚在对原文的“注释”上。

因此，读“注”，就显得十分重要。

“注”，其最基本的作用，自然就是帮助理解原文；但会读书的人，却能在读“注”中，获得更为丰富的内容。

复旦大学的王水照教授，在教导他的研究生时，就说：“读书要读注，学问多在注中。”何以会有如此一说？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

我国现存的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到了唐朝，有了李善的注。而李善的注，是在总结前人注解的基础上，集大成而成的。单是征引的古籍就有数百种之多，其中有的一些，现在已经失传。他的注释，不仅能帮助人们理解词义、典故，还是文字训诂和校勘辑佚的重要参考资料。所以，现在一套李善注的《文选》，其信息量，已比《文选》所收集的诗文本身，多出了数倍。但该书也存在缺点：只重释事和辞藻溯源，却忽略了文意的分析。

《三国志》是晋朝陈寿所著，陈寿死后一百三十余年，裴松之为之作注。据史料记载，裴注《三国志》，引用的魏晋人的著作多达二百一十多种，其中许多书，宋以后就不存在了。一般的注释，大多都把重点放在训诂上，而裴注，则是把重点放在史料的增补和考订上，而且所引资料，大多还是首尾完整的，如此，就使“裴注”，多出陈寿原著字数数倍。换句话说，裴注，极大地丰富了《三国志》的内容。故尔，读《三国志》，能不读“裴注”吗？

《庄子》一书的版本，可谓不计其数，但现在大家一致肯定和推崇的，大概还是清人郭庆藩的《庄子集释》。何以如此？只因它是一个“集释本”——集各家注释之长而成的一个本子。不仅资料丰富，也为学习和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这样的书例，还有很多，难以一一例举。

那么，读“注”好处何在？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读“注”，可以帮助理解原文，亦可以博识；对于研究者来说，则可以从“注”中，获取丰富的研究资料，甚至于获得研究问题的方法——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而对于一位写作者来说，其意义，则更为大矣。

我一直认为，作家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生活型作家，另一种是读书型作家。生活型作家，其写作的源泉，完全来源于生活积累，一旦生活积累写尽了，那么这个作家，也就“山穷水尽”了。而读书型作家就不同了，只要读书不辍，其写作的“资源”，就源源不断。所以，有一位著名的文化学者就说过：“要写作，先读书。”著名作家张炜，在一次报告中也曾坦言：每天读书，不少于六万字。

我不是著名作家，我也不敢说自己是一位“读书型”作家，但我可以无愧地说，自己是读书不辍的。而且，在读书读“注”中，我获益良多。

我借助读“注”，理解原文；通过读“注”，获取史料知识、获得读书的方法，了解某事某地的风物民情，以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视野和认识水平。

更重要的是，我能在读“注”中，受到启发，找到写作的“切入点”，成就自己的一篇篇散文随笔——这就是成果。

王水照教授说“学问多在注中”，信也。读书，不能不读“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