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军

在全国“两会”开始前，《新安晚报(微博)》曾征集民声民意带上两会。一位安徽籍博士曾写信，认为现在农村很多传统民俗在退化，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有待改进。3月10日，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钱念孙对此给出了自己的“良方”。他认为，继承中国传统的乡贤文化，让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还乡”，对农村发展有积极意义。(3月12日《新安晚报》)

中国古代确实有“告老还乡”的所谓“乡贤文化”，然而，那时的“告老还乡”的所谓“乡贤文化”有其特定的历史必然性，一是“告老还乡”是当时官员退休后的必然归宿，城镇没有养老金等现代退休制度，只能回到有田有地有房的老家养老；二是当时的农村与城镇的差别不像今天这样大，有些农村俨然是“鱼米之乡”，十分富足，适宜人居，对退出官场的官员们有吸引力。三是当时的农村民风淳朴，尊师重教，“告老还乡”的官员具有较深的文化涵养，受到当地民众的尊崇，有影响力与号召力，确实可以发挥“余热”，反哺家乡。

如今，农村的环境与古代的农村环境截然不同。让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还乡”，能否继承中国传统的乡贤文化、促进农村发展，并不像我们想像得那样简单。一是“告老还乡”的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或高级职称、经济地位，按目前制度规定，他们享有相应的甚至较高的退休待遇，“告老还乡”后，当地农村与发达城市差距较大，能否保障他们待遇的享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若降低或取消他们应有的享受待遇，可行吗？显然不靠谱。二是“告老还乡”，就是以颐养天年为己任，忙乎了一辈子，也该歇息了。继承中国传统的乡贤文化，途径多多，内涵不断深化，不必把宝押在“告老还乡”的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身上；等等。

因而，注重继承中国传统的乡贤文化是对的，但不宜打“告老还乡”牌。即使想打，也首先要解决好“告老还乡”后的待遇保障问题，否则，便是美好的空谈。现在农村的年轻人多涌入城市打工谋生，留守农村的多是妇女、老人和孩子，而继承中国传统乡贤文化的主体恰恰是进城打工的年轻人。因此，如何把老家建设好，提高其对进城打工年轻人的吸引力，当是需要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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