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两床被

我不知道母亲到底花了多少时间来做这两床被子,二十年抑或是更长。只是从记事开始,她就在为此而操心着。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鸡鸭是家里的流动银行。蛋可换钱,肉可卖钱,鸡内金换麦芽糖,就连残毛亦可作价。可我们家的这些鸡毛鸭毛,却是母亲的宝贝,非但不卖,还一根根清理好,用开水煮了,在太阳底下晒好,再用面粉袋子扎好挂在西面房的房梁上,就像一个悬挂在半空中的白色拳击沙袋。

家里的鸡鸭毛算自产自销,留着是一定的,可母亲总说,太少了,不够!非得让全家总动员去找这些她所谓的宝贝。于是,当我每次放寒暑假去外婆、奶奶家回来的时候,书包里总会塞进一包臭烘烘的鸡鸭毛。而她更乐意去爸爸单位的大食堂帮忙,每逢食堂炒鸡炖鸭,她就好像过年一般,蹲在院子里的井边搁个大脚盆边褪毛边哼小调。那神情跟捡到金元宝没什么两样。而后乐呵呵地拎着那一大塑料袋的鸡毛鸭毛回家。每每我和弟弟见到她这副模样嗤之以鼻的时候,她总是笑笑,抹抹额头的汗:等你盖在身上就不嫌弃它了。

那些我们所说的垃圾一拿回家,母亲就忙开了:先是初步挑拣,把翅膀下、大腿两侧、腹部等这些部位细小的绒毛全部清理出来,一小撮一小撮,然后是一小根一小根,所谓“集腋成裘”就是说这个吧?接着是过水清理:碱面消毒,开水煮沸;捞出来之后就是阳光曝晒了:为了防止那些细小的绒毛随风四下飘散,每次母亲都是在米筛中垫上一层报纸,再在面上盖上一层细密的小铁纱布。如此反复几天,晒干后再小心地放进面粉袋里,扎紧捆好挂在房梁上。母亲就是这样,化零为整,一只鸡、一只鸭地把毛攒起来。

干嘛那么麻烦?集在一起弄一次不就好了?

她说不行!不洗晒干净容易生虫子,并且鸡鸭的腥臭味道散不去。

可一只鸡一只鸭到底能整出多少毛呢,一两还是五钱?我实在是不知,反正最后晒出来轻飘飘的,一个巴掌就可以把它们攥住。每次放进面粉口袋的时候我总觉得好像做了一场无用功,袋子根本就没有什么变化。一天,两天,三天,一年,两年,三年……在母亲长年累月的坚持下,它倒是的的确确是在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增长着:一个底,一寸,一尺,一袋,两袋,三袋……

其实冬日的乡村是温暖的。家家都是木炭圆炉。素日里忙碌不停的母亲也闲了下来,坐在屋里烤火。可她的手却不停。她把挂在房梁下的面粉袋子取了下来,戴一副眼镜,穿上一件反罩衫,腿上搁一个垫了报纸的小米筛子,一手拿一把小剪子,另一只手就撮着一小把平日里晒好的绒毛,一根一根把底部的毛桩剪掉。那些绒毛本身就是鸡鸭身上刚出的新毛,柔软轻滑,再那么一煮,什么都煮软掉了,有的根本就看不见毛桩。可母亲吃饱了没事,非得一根一根仔细检查,生怕错过了“漏网之鱼”。每年的冬天,她就这么坐着,盯着,剪着……

有一天,我和母亲说找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我要离开她的羽翼,打算和一个可托付的男人比翼双飞了。母亲默默的,什么也没说。

那年的冬天特别寒冷。我从柜子里翻出了结婚时娘家陪嫁的被子盖在身上。这样一床打着方格,看似高低不平摸起来却轻柔松软的被子引起了我的好奇:这应该不是普通的棉被吧?这工匠的手艺也太次了。“是羽绒被!”母亲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小格子缝好就能保证那些羽绒各归各位不乱跑,也防止厚薄不均,盖得不舒服。晚上搭床毯子在被子上就可以了,特别保暖。你和你弟一人一床。”

早先我还纳闷为什么那些面粉袋一转眼就空空如也,原来它们全部都跟着我出嫁来这里了。二十多年,母亲攒出了两床这么“重”的被子。

那一夜,我就像在母亲温暖的羽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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