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碗不响，两个碗叮当。我认为行走与写作这两个碗有如天生的一对冤家，的确能碰撞出好些玩意儿来。

行走与写作就像具有血缘关系，即便你不是作家，行走本身不就是在大地上写作吗?人生一世不就是在大地上行走一程吗？

想想看，这茫茫大地，到处都是风物，到处都是人都是事，正是这些东西塑造了时代、社会的种种面向，塑造了世道人心。通常我们说走出去，用你的脚去丈量，用你的眼睛去看，用你的心灵去感受，在文学在写作的意义上，说的其实就是去发现一个陌生的世界、一个未知的世界、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因而发现种种存在之可能性———这正是现代小说的使命之一。

也许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通过行走发现未知世界探寻存在的可能性，以期抵达远方和诗意，这或许正是行走与写作的辩证法。也可以说，行走暗示了人的精神性，比如反抗平庸———平庸是一种习焉不察的体制———改变生活制式、渴望意外、以有限人生投入无限之旅、扩张生命等等，尤其是当“行走”属于自我放逐时———当然，它大都属于自我放逐。那么更进一步，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理解为“行走”本质上也是有关自由的隐喻。

来谈点具体的。

1、关于行走的古老信条，你也许记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是明末画家董其昌特别强调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理解他作为画家角度的意思，读书是为了获得涵养，使画具有文人气，行路无非是看山看水，培养心中的沟壑意识。中国画没有严格的写生一说，但水墨山水，沟壑意识是必须有的。水墨也是一种语言，一种写作。

2、德国作家黑塞说过“旅行是一场艳遇”。我理解，这句话接近了发现可能性的意思。“艳遇”当然不指或不只指那回事，而是指一路上各种让你惊艳的事物。这就是一个扑面而来的世界，一个完全打开的世界意想不到的可能性。当然那件事也是可能性之一。行走就是旅行，出走啊，逃离啊，漫游啊，流浪啊，游荡啊，等等，总之就是在路上。比如垮掉一代凯鲁亚克代表作小说就叫《在路上》，这是典型的有关行走的小说。我觉得徐星的《剩下的都属于你》结构形式方面有点相像。一个是横贯美国东西大陆，一个穿越中国南北。都是在路上。

3、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提到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反骑士小说《唐吉诃德》，当唐吉可德踏上征程像游侠、骑士那样满世界漫游时，一个未知的充满种种可能性的世界正朝他和他的仆人桑丘迎面扑来。昆德拉说，这标志着欧洲近代小说的黎明已经降临。我理解，“黎明”的意思是指漫游既作为叙事框架也作为一种人的精神性深远影响了后世欧美小说。昆德拉还说这是欧洲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再想想看，我觉得中国章回体小说《西游记》就是一部从大唐出发朝向西天旅行的小说。取经嘛，历经九九八十一难，里面多少可能性啊。套用昆德拉的说法，我们不妨说《西游记》标志着中国近代小说的黎明，可惜的是这种“在路上”的传统对中国后世小说的影响远不如《唐吉诃德》对欧美小说的影响大。甚至可以说，中国现在的“在路上”的小说反而多是受欧美小说影响的。唐吉诃德诞生于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游记诞生于16世纪的明朝，前后差不多同时期。我们再想想看，为什么周星驰《大话西游》《月光宝盒》以及《西游·降魔篇》能够一再改编成功。说明《西游记》小说本身对可能性世界的描述也提供了改编的诸多可能性。

4、当然文学史上还有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与《唐吉诃德》几乎同时期。比如《小癞子》。这两部小说杨绛都翻译过，她对流浪汉小说也很有研究。不妨再想想，钱钟书的《围城》就采用了流浪汉小说叙事框架“行走”。还有民国作家艾芜的《南行记》，还有当代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等也属于“行走”结构。

当然还有乌青的《逃跑家》，写的是三个年轻人怀着“离开这儿，让一切都见鬼去”的冲动，展开一场走出家门、漫无目的、没心没肺的“逃跑之旅”。一年间，他们跑了大大小小三十多个城市，遇到六十多个形形色色的人物，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故事，乌青一路用手机写下了这些，按坏了三部手机。跟凯鲁亚克《在路上》类似，属于典型的垮掉一代的“自动性”写作。这就是《逃跑家》，如此等等……这隐隐约约构成了一个中外行走文学的传统……

5、可见，对写作对文学而言，“行走”具有某种类型意义。

更有现代公路电影，显然属于典型的类型电影，比如美国电影《末路狂花》，德国文德斯电影《德克萨斯州的巴黎》，中国也有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雎安奇的《诗人出差了》，宁浩的《无人区》……都是跟“行走”有关的作品。

影响最大的当然还是上面提到的垮掉一代的代表作、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不妨说，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对《唐吉诃德》遥远的呼应，也是现代对近代的呼应。“在路上”，多么好的三个字，本身就是对行走文学的最恰当的命名，也是对逃离有限人生、生命运动之局限投奔自由的隐喻。

最后总结一下，行走啊在路上啊，既是小说叙事框架，也是故事主题；既是包含电影的文学类型，也是精神自由……

（马策：诗人、评论家、书评人。1966年出生于江西，现居南昌。著有诗集《诗歌点灯》，发表《诗歌之死》《一代人的身份焦虑》《文学的假期》等评论文章。在《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报刊发表大量书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