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交融融汇—庐陵文化的兼容与开放

第二章  交流融汇

——庐陵文化的兼容和开放

作者:李梦星

封闭导致落后,静止意味着衰亡。世间一切事物的发展与进步,都是通过互相交流、融汇贯通形成的,庐陵文化的繁荣也是如此。随着大庾岭山路的开通和梅岭驿道的拓宽,赣江不仅是一条战略要道,也是一条文化、经济交流的通道。富庶的庐陵地区,便大开山门,广为吸纳来自南北的各种思想、观念,通过改造创新,逐步形成有区域特色的文化。待到赣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了与北方同等甚至超越的阶段的时候,周边地区的文化之流向赣中的吉泰盆地倾泻,汇成了一股清澈而甘甜的文化洪流,浩浩荡荡地涌入中华民族文化的大海之中。

    一、人迁文兴

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必然随着人类的活动而发生变化。作为文化主体的人,从不同的地方汇聚在一个区域里,带来了不同的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交流中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存在形式和表现方式,在一定的环境里延续。庐陵文化也是因人的流入、定居而创建的地域文化。

追溯庐陵的历史,我们只知道在远古时期便有人类的活动,可无法知道到底哪个时期有多少人?是怎么生存的?只是据考古学者们推断这些人与古吴越人有紧密关系。直到西汉,早已设县建制的庐陵的人口有多少,仍无证据。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豫章郡所属县的人口平均2万人左右,庐陵县也包括其中,这只不过是个平均数罢了,可能不止这个数。因为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需要,组织了征服“百越”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派大军开往闽越,主要在江西境内集结运动。其中的一支沿赣江而上往岭南,“一军守南野之界”,修建军事要塞。当时,南野属庐陵范围。战争结束后,除少数将领回北方外,大部分士兵留在赣粤安家成亲,庐陵县的地盘内定有不少落户定居者。几年后,秦始皇在中原又征召50万人谪戍岭南,主要从赣湘两地经过。其中有不少是有罪的人和秦军的俘虏,从中原千里迢迢走向南方,有的还是携老扶幼,一家几口相随,一定有不少流落者和逃亡者,无法回家。为了生存,只有选择条件较好的地方垦荒种地,与当地人杂居。庐陵的丘陵山间,散居着先秦的子民们。过了200多年后的公元2年,先民们繁育了许多代。因此西汉时庐陵县应该不止2万人,不然的话,190余年后的东汉末年,庐陵就不会升格为辖县的郡。据陶元珍所著的《西汉之际北京汉族南迁考》载,“曾子十五代嫡孙曾据,官都乡侯,有功加关内侯,生于汉元帝永元元年,耻事新莽,于始建国二年(公元6年),集合全家族二千余人渡江,家庐陵吉阳乡,卒葬吉水仁寿乡”。仅曾氏一族就在西汉中期迁入二千余人,可见北民南迁人数之众,使庐陵人口大增。

东汉末年开始,来自北方和西北的游牧民族多次南侵,造成政治震荡,中原的经济生产和文化发展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巨大冲击,使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向南转移,经东晋、中唐至南宋,这种文化南移的过程方告完成。

第一次北民南迁、文化南移的大波澜,是西晋的永嘉之乱。晋怀帝被胡人所掳,晋室南迁。当时的中原人士为了避乱,进行了大规模、长距离的迁移,许多人涌向江南。进入江西境内的主要在赣北一带落脚,一部分人顺赣江而上,在吉泰盆地安家落户。

第二次南移的浪潮是唐代的“安史之乱”和唐末的动乱。“安史之乱”的战祸几乎遍及黄河中下游地区,历时8年之久,对北方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各界人士纷纷逃往江南避乱,处于长江中下游交界处的江西是北民们的主要迁移地之一。唐末藩镇割据又爆发农民起义,许多北方的士族大批南逃。在北方近百年的战乱期间,相对平安和比较富庶的赣中庐陵成了南下人士比较理想的避难“胜地”。光绪版的《泰和县志》中载,当唐末战乱之季,“四方大姓避地者辐辏而至,曾自长沙,张自洛阳,陈、严、王、肖、刘、倪等族,皆自金陵而占籍焉,而生齿之繁,逐倍蓰于旧”。我们李氏的族谱上,也明白地记载说,始祖李晟在唐代因战功封为“西平王”,后裔为“避五季之乱”迁徙江西,其中的一支从袁州迁吉州,又分若干支派。在庐陵“西平李”分布甚广,不乏百户、千口大村。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中记下了唐后期的各州户口数。开元时(713—741年)吉州34481户,过了五六十年的元和间(806—820年),达到41025户,户数增加了10%。这一流动趋向一直延续到北宋。到200多年后的宋崇宁元年(1102年),吉州户数达到335710户,近96万人口。

第三次人口南移之潮是爆发于1126年的“靖康之难”。金兵掳走了宋朝的皇帝,康王赵构偏安临安,史称南宋,开始了100多年的对峙局面。南北双方时战时和,不堪忍受战乱和压迫的北民离开家园,源源不断追随“宋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六中道:“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宋史》卷二十三中云:“民皆渡河南奔,州县皆空。”经历年人口迁入繁延,庐陵一带的人口达到新的高峰。

据地方志资料记载,永丰县建于隋唐五代的村庄65个,建于宋代的213个。永新县仅唐、五代时期迁入的有龙、贺、张、左、尹、段、李、胡等21个姓氏,可查的建于唐末的村庄17个。安福县现有100户以上的村庄25个,其中唐代建村的有7个,宋代建村的有10个,唐宋两代建村的占了一半多。吉安市郊的樟山乡,现有自然村86个,建于宋和元初的村就有25个。元代以前建的村,明、清两代辐射发展,漫延开去,已不知有多少村民的祖先是北人。

三次大规模的北民南迁使庐陵人口大增,经代代发展成为土著居民。明代中叶后,官府赋役繁重,官绅疯狂兼并土地,农民大量破产逃亡。明末与清初频繁的战事,清廷的武装镇压,导致田园荒芜,人口流离。“三藩之乱”平息后,清政府考虑要让人民休养生息一下,不得不招集流民垦荒。在秦汉开始的北民南迁过程中,一部分人过了长江便沿途落户,一部分人翻越闽、粤大山继续往岭南、往东南沿海前进,生活在山岭之中,称之为“客家”。可能因有的地方土地较少,或人口太多难以居住,—部分客家人便沿着先祖南下的途径,逆向返回,由东南往西北方向逐步推进,择地居住下来。因是“客家”,多在还未开垦的偏远山区落脚,搭棚而居,待有积蓄再建房,人们称他们为“棚民”。这些“棚民”在明清两代数百年间陆续进入庐陵一带,有的便与当地同化了,有的还称客家。据乾隆《龙泉县志》载,遂川“丁口半出流寓”。吉安县的东固镇(今属青原区)大小村庄200余个,明末清初从福建迁建的村庄46个,从广东迁建的村庄13个,从赣南兴国县境迁建的村庄100多个。在庐陵一带的山区,散布了大量倒迁入赣的居民。

外地居民除因战乱灾荒迁入庐陵境内外,还有些特殊的原因迁入。一是为官。一些朝廷委任的州、府、县官御任后,不回原籍,留居繁衍子孙。如永新县的贺姓,是县里的大姓之一,其祖先是浙江会稽人,唐朝会昌年间(841—846年),任永新县令,任期满便“择居良坊”,后裔分迁多处。二是贬谪。如三国时吴大将周瑜第二子周胤,因与朝廷不合,被贬到安福县,后在枫田蜜湖村立籍。三是赴义。先祖为陕西咸阳阳陵公的张氏后裔张千载,南宋时在九江道任职。文天祥组织军民抗元,兵败被押至燕京,张千载仰慕文天祥,一直追随到京城,坚持两年多为狱中的文天祥送饭。文天祥被害,张千载“愤然仗义”,冒着危险收拾文公骸骨,将发、指遗物背负南下,葬于文天祥的家乡庐陵富田。他以宋遗臣自居而不仕元,在泰和坝上安家,死后与夫人顾氏同葬泰和,其子孙散居庐陵各地。四是军队驻防。如明代洪武初,参军邵照是南京应天府人,因追击红巾军将领,奉命镇守安福老湖村后山洞,在此安家,为安福严田邵氏始祖。此外,还有不少从外地来庐陵做生意的商人、做手艺的匠人定居繁衍。

人口的移迁流入,有力地推动了庐陵文化的繁荣。他们把原籍的风俗习惯、传统观念、生产技艺带入了新的居住地,给当地的文化注入了新的气息,两者交融便形成了新的气象。

首先是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为避战乱迁入庐陵的人流中,有不少是北方的大族世家,到了新的地方,仍千方百计保持昔日的气势,试图有朝一日东山再起,恢复过去名门望族的辉煌。他们知道自己这一代迫于环境无望振兴,便把希望寄托在后一代身上。于是,格外重视对儿孙的教育,盼望后代成名成家,光宗耀祖。唐代庐陵创办的一些书院,多与北方流寓之士有关。在庐陵为官御任后定居者,大多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要求后代多读书,求个功名。这就从客观上带动了崇文尊教之风的兴起。

第二是促进了良好民风的形成。阅读县里的族谱发现,姓氏的远祖,大多是皇室王侯或历史上的名相大儒。姓李的与李唐皇室有关,姓刘的牵涉到汉高祖,姓萧的尊萧何为祖,族祠称“相国第”,姓王的说王安石是先祖,姓赵的说是宋赵天子的后裔等等。其中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牵强附会,有的根本属子虚乌有。不管如何,编写族谱者的愿望是善良的,至少能起到使后辈见贤思齐的作用。从各方流入庐陵的人士,的确有不少是达官贵人,不管是逃难来的,遭贬谪来的,还是当地方官解任定居的,作为他们的后代,不太清楚先祖的不幸,更多的是记住其功德。随着年代久远,祖先们会被描绘得越来越道貌岸然,成为族人的偶像。祖先们良好的道德观念和传统,代代继承和扩展,有利于合符当时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族风家风乃至民风的营造。欧阳修说他的祖先是河北人,十三代祖仪为唐御史中丞,九世欧阳琮任吉州刺史,家住庐陵,后世或居安福,或居吉水、永丰,后代多儒士。南宋名相周必大的祖居在河南郑州,先祖秦公任吉州通判,遇乱不能北归,就在庐陵安居。颜诩是唐代大书法家、名臣颜真卿的后裔,南唐时任永新县令,解任后定居下来,到了晚年,已是“一门百口,家法肃然”的大家族,文风兴盛。追溯庐陵名人的家族史,可知先祖遗留的良好传统,给了他们深刻的影响。

第三,引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迁入庐陵的人氏,为了更好地生存,必然把原籍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能提高劳动效率的生产工具带入新的居住地。属古庐陵范围的赣中南山区,在南朝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铁制农具,其中镰的刃部可见齿痕。镰刀开齿,提高了切割的效率,是比较先进的农具。专家们推测可能是稻谷生产发达的吴越传入的工具。唐宋时期,庐陵的农业较为发达,这与优良稻种的引进和耕作技术的提高很有关系。否则,北宋泰和人曾安止,无法写出五卷记载了庐陵一带50多个水稻品种名称、来源及管理方法的专著《禾谱》。豆麻蔗棉等农作物栽培、陶器烧造、纺织等技术随着外来人口的迁入而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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