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纯任自然

明代中叶以后占据思想学术界主导地位的阳明理学，虽然成为主流而一统天下，但仍然出现了危机。部分王门弟子离经叛道，逆流而上，对“师说”发起了责疑，建立新的学说，形成独具一格的理论体系。在阳明理学盛行的庐陵，便有几位这样的志士。他们敢为人先的勇气、卓尔不群的气魄以及为实现心中的理想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载入了民族文化史册。典型代表是称作泰州学派的传人颜钧(1504—1594)和何心隐(1517—1579)。

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是江苏泰州人王艮(1483—1541)，他受业于王阳明，也始终依傍王门，可他并不固守“师说”，而是独辟蹊径，开创新的学说。他认为“心性”是一种自然本质，是活泼的，纯真的，不受既有观念的影响，以此对抗仁义道德的“天理”决定论。他原是盐场的灶丁，家境贫寒。他反对诵习经典章句，注重实践。认为百姓日用即是道，不像有的理学家们说的那样要时刻虚静内省。他崛起于田野，以布衣开创学派，架起了儒学普及于民间的桥梁，于是，名声越来越大。因他的学术思想不同于其他的王门弟子，比较激进，史学家们称他已“逃离王门”之外了。然而更为激进，逃得更远的是王艮的两位庐陵弟子。

出生于永新县芦溪中陂村的颜钧，号山农，又号樵夫。在庐陵名士之中，他算得上是一个“另类”人物。他满腹诗书，博学多才，却不肯走科举仕宦之路；他一生为布衣，却在一段时间里得到名儒显宦的青睐，又像李白那样“天子来呼不上船”。在正统的儒者眼中，他放浪形骸，似有几分癫狂；而在平民百姓眼中，他又是那么亲切可爱。他任性的行为，叛逆的精神，必定不为信守传统礼教者所容。因此，他的思想及学说，在理学的史籍中不可能详细记载，只是当作“异端”略述。我们只能从史料的片言只语中，从他的行为之中，领略这位著名学者、思想家的风貌。

颜钧年轻时对儒家的四书五经读得滚瓜烂熟，对阳明的“致良知”之学也领会深刻，可就是不愿去参加科举求个功名，只想云游四方，随心所欲。他向王门弟子安福的刘邦采求过学，又投北京徐樾门下，有些志投意合。拜了泰州学派宗师王艮为师，才认为真正找到了精神归宿，认为心性自然正合己意。王艮死后，颜钧收徒授业，邹应龙、罗汝芳等名士慕名归之于门下。孤傲耿直的他，一生无拘无束，蔑视权力与金钱，尽管遭受冷眼和不公平的待遇，但他一点也不在意，依然我行我素，昂首前行。

根据《明儒学案》的点滴叙述和《宋明理学史》以及地方志的零星记载，颜钧的思想和行为有如下特点。

首先是提出了“凡人率性所行，纯任自然，即谓之道”的新命题。颜钧认为，人的心性、欲望，是自然具有的，让它自由自在地发挥，这就是道。他的这种观点和程朱理学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是绝对对立的，也越出了王阳明“良知说”的轨道。封建伦理道德是不允许人的自然本性自由透露的，一切都要遵守三纲五常。颜钧之说触犯了“天理”，是“大逆不道”的。他完全反对程朱“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点，主张寡妇再嫁是纯任自然，顺理成章的事。因为用人为的办法来压制人的天性，是不合道理的。他认为追逐名利是人性自然发挥的大忌，一个人不能被名利所累，被名利遏制。嘉靖十九年(1540年)，他在南昌讲学时说：“秦火之焰，焚经而经存，心火之焰，不焚经而经亡。”他所说的“心火”，指的是功名利禄之心；“心火”燃起，经书没有烧毁而自身走向了末路。他视金钱如粪土，认为金钱是害人害义的东西。颜钧一个最得意的门生叫罗汝芳，在东昌做太守。一次颜钧与罗汝芳会面时，谈到了自己年纪大了，要买棺材准备后事了。罗汝芳送了他百金买棺材，他一出门就散给了穷人。又给，再散。罗汝芳哭笑不得，但他了解尊师，也不计较。后来罗汝芳回到南城老家，见到老师，买了一副上等棺木送给他。可是船到金溪，颜钧见学生蔡制死而无棺，就把棺木相送。

其次是主张并实践“民胞物与之志”。就是把天下民众当作自己的同胞手足，把天下万物当作自己的朋友。颜钧的这种人本思想，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是十分可贵的。基于“民胞物与”的政治理想，颜钧常常救人急难，危而不惧，苦而不怠，颇有“游侠”之风，这与他率性自然的主张是相吻合的。四川名士赵贞吉(大洲)，后官至大学士。他任代理司业之职时，因得罪严嵩，被罢官流放广西荔枝县。该地偏僻路险，时人见他遭难，避之不及。赵是颜钧的好友，颜钧不但不怕受连累，还伴赵贞吉同行前往流放之地，使赵感动不已。颜钧的老师徐樾在云南为官时，被当地的土酋纵兵所杀，颜钧不远千里去寻骸骨归葬，令世人钦佩。江西巡抚何迁的两个儿子为争夺家财，反目为仇，到了扬言拔刀相杀的地步，无人可以劝解。何迁无奈，请在南昌讲学的颜钧来家调解。颜钧以圣贤之理训诫何家二子，不到一个月，何氏兄弟前嫌尽释，和好如初。何迁感激不尽，送他一条船为游学之用。颜钧希望政治清明，劳动者安居乐业。在他留世不多的诗文中，有一首反映了他的社会理想：“蒙蒙江雨镇江垓，江上渔人争钓台；夜静得鱼问酒肆，湍流和月掇将来；若得春风遍九垓，世间哪有三归台；君仁臣义民安堵，雉兔刍尧(劳动者)去复来。”他的政治理想就是实现君仁臣义民安的太平社会。

第三，站在平民百姓的立场上来解释天理、心性之学，冲破了士大夫阶级对理学的垄断。虽然他对世界的认识仍然没有脱离阳明心学的路子，仍是认为以心为主体，由心演化万物，属主观唯心主义。但他是以平民的眼光来看待事物，突出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他对儒学经典《大学》《中庸》义理解释很有新意。他说：“自我广远元外者，名为大；自我凝聚圆神者，名为学；自我主宰元倚者，名为中；自我妙应无穷者，名为庸”(《山农集》)。大、学、中、庸四个概念，他都是以自我为出发点来解释。这个“自我”，便是平平常常的、作为个体的人，并非都是高贵的贤达圣人。他把老师王艮“百姓日用即是道”的观点联系现实生活阐述得明明白白，头头是道，易学易懂，因而不仅受到普通百姓的欢迎，还引起了上层社会的关注。嘉靖十九年他应邀到南昌同仁祠讲学，闻讯者蜂踊而至，听讲者多达1500多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颜钧名声更大了，再次游学京师。当时地方官350多人奉旨进京朝拜皇帝。宰相徐阶在灵济宫召集群官，请颜钧讲学，历时三天。接着，徐阶又邀请他为来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子700余人讲学三天。当时正是阳明理学兴盛之时，颜钧用日夕常见之事理来阐述心学，通俗明了。这位终生布衣之士却向举士们讲课，真是风光极了，也是科举史上一大盛事。

然而，颜钧的言行是不符合传统礼教的。一些“正人君子”看不顺眼，寻机刁难，使得他屡遭磨难。权臣张居正听说颜钧时常指责时政，很是不满。他还反对讲学，下令毁书院。颜钧不从，便是违抗朝令，一些奸诈之人也想陷害他以讨好上司。嘉靖四十五年，颜钧从扬州南下讲学，到当涂县被捉拿，发解到应天府，被按察使诬为“结伙盗卖官船，得赃款350两白银”逮捕下狱。其实，是江西何迁巡抚送了他条官船，根本不是盗卖。元中生有的罪状使年过花甲的他经受三年皮肉之苦。颜钧的学生罗汝芳只好联络老师的学生、好友捐资赎身。颜钧被流放到广西，年逾古稀才得以回原籍。

三、泛亲聚和

出生于永丰县瑶田梁坊村的何心隐，本名梁汝元，号夫山，是逃离理学更彻底、坚定地走自己的路的著名异端思想家。他年青时也专心攻读经书，总认为不合心意，直到30岁，中了个举人。自从学了泰州学派的理论后，竟放弃走科举求功名之路，拜颜钧为师，接受“民胞物与”和“率性而行”的思想，反对理学家“灭人欲”的说教。可是，对老师颜钧“纯任自然”的观点不完全同意，他认为那样太宽泛，漫无边际。他说：“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逸，性也。”“性货色，欲也；欲聚和，欲也。”(《明儒学案》三十二)他主张“育欲”，以满足人们对声、色、滋味、安逸等方面的要求，这种要求出于天性，人人所同。这种“育欲”观，比颜钧所说的“率性而行，纯任自然”更直率、更明确、更具体，对“灭人欲”的反击力度更大。

从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是道”的观点出发，何心隐认为，仁者对人无有不亲，虽以亲亲为大，但又不仅仅表现为父子之亲，而是亲一切可亲，以致于凡有血肉者莫不亲。义者对人无不有尊，虽以尊贤为大，但又不仅仅表现为君臣之尊，而是尊一切可尊，以至于凡有血肉者莫不尊(《何心隐文集》)。他崇尚的“泛亲论”，是对等级森严的封建传统伦理道德的挑战。

何心隐最为社会学家称道，最勇敢的行为，是在家乡组建新的社会组织“聚和堂”。他基于“泛亲论”的观点，认为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经济民主管理，族人和睦相处，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像陶渊明描写的桃花源那样“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精心构筑“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他生于较为富裕的家庭，“家世饶于财”，可他却仗义轻财，不置家产。他与本族父老商议，建立起统管全族的管理机构。组建方案、管理制度和要求由他主持制订，征求各房代表的意见后便予以实施。在经济管理方面，全族设“率养”(主管)一人，以下设“辅养”、“维养”若干人，协助“率养”处理日常经济收支事务。这是第一层管理人员。第二层便设12人管粮，72人征粮，按四季八节履行职责。工作开展情况逐级报告，没有完成任务的，集体研究解决。上缴国家税赋，由聚和堂按田亩总数计算统一交纳。所有管理人员都不脱离生产，无任何特权和额外利益，属为公尽义务。在教育方面，全族设一个总书堂，设“率教”(校长)一人，下设辅教，协助“率教”处理日常事务。教师按学生人数决定数量，全部实行聘任制。学生入学后，一律在校寄宿，学制十年，每三年为一个学习层次，学十年为大成，可毕业成婚。学校的管理制度也很严格，如学生不准戏异姓，不贪美食，不穿艳服，不讲污言秽语等，违者处罚。外族子弟也可人学，权利义务同等。

何心隐从经济和教育两方面人手进行社会改革，是大胆的探索创新。虽然是在封建宗族内实行，但至少有四点成效。一是统一交纳税赋，避免了贪官污吏层层盘剥敲榨百姓；二是建立了切合村情的管理制度，有利于公益事业的建设和良好村风民风的形成；三是民主管理，大家都有责任，减少了各房各户间的纠纷；四是把教育摆上重要位置，人人都关心后一代的成长，加上统一食宿，增进了子弟们的情谊。最主要的一点是凝聚人心，体现“聚和”之意。据地方志载：“数年间，民风几近三代矣。”侯外庐先生在《宋明理学史》中，说这是乌托邦社会思想的一个试验。何心隐的社会改革思想，是几千年封建社会冻土中露出的一支嫩苗。

在封建专制制度的大环境里，何心隐的改革注定是要失败的。嘉靖三十九年(1559年)，永丰县令加收“皇木银两”税，遭到何心隐所住的梁坊村民的反抗，打伤前去收钱的6个差役。县令认为何心隐是罪魁祸首，将他逮捕，欲定死罪。幸好何心隐的朋友程学颜在浙江总督胡宗宪手下办事，程向胡求救，胡示江西巡抚宽大处理，何心隐才被释放。第二年，广东农民起义，义军前锋逼近永丰。县令召乡绅商议对策，许多人主张拆迁县城内外民房困死义军，仅何心隐反对，还上书冯兵备，陈述利害。县令知后发怒，将他定罪。冯兵备同情何心隐，从中调停开释。奸相严嵩弄权作恶，何心隐参与了弹劾严嵩的活动，严氏余党迁怒于何心隐，暗中罗织罪名要将他置于死地。他便改原名梁汝元为何心隐，浪迹天涯以讲学为主。他家乡的聚和堂，几年后便解体了。这样的叛逆者，一直是统治者的眼中钉。张居正在朝廷掌权后，打击讲学。何心隐曾与张居正有言词过节，因而遭难。万历四年(1576年)，何心隐在湖北孝感讲学被通缉，回家避难又逃往祁门被捕，押解到武昌，三年后活活打死在巡抚大堂之上。这位与封建专制社会对抗的勇士，像一颗流星在黑暗的夜空陨落，发出的光辉虽短暂而微弱，但毕竟划出了一丝光亮，划破了沉沉的夜幕。

黄宗羲说颜钧、何心隐“复非名教所能羁络”，就是说传统的道德礼教不能拘束他们。言中虽有些无可奈何和轻视之意，却正反衬了这两位叛逆者的大无畏气概。他们及其同一派别志士对传统思想发起的冲击，产生的震荡，波及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潮流，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勇敢探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