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思想之光

——庐陵明代理学及异端

 （作者:李梦星）

宋代兴起的程朱理学，构成了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程朱理学的所谓天理，从理论形态上论述专制的封建王朝像天道自然一样，具有绝对性和永恒性。以“君为臣纲”为核心的伦理纲常，也被理学家论证成天理。元代王朝为了统治的需要，把程朱理学“定为国是”，使“学者尊信，无敢疑贰”。到了明代，程朱理学很快就确立了统治地位，这与庐陵俊杰解缙的出谋献策有关。解缙中进士后，深受朱元璋的器重，“常侍帝侧”。他给明太祖上万言书，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建议“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随事类别，勒成一经”。就是希望朝廷组织编辑程朱的理学全书，并把它和古代的诗、书、易、礼、四书等作为“经”而颁行天下，成为读书人的“教材”。因种种原因，解缙的建议没有实施，而他的观点显然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朱元璋多次昭示“一定朱子之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明成祖朱棣登基后，也认识到了用程朱理学维护统治的重要性，便命状元、大学士吉水人胡广任总裁，负责编纂《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五经大全》，颁行全国，作为士子习业的经典著作。朱棣宣告，三部“大全”是治国与统一思想的大纲，“行之于家，用之于国”，它的功能是“使家不异权，国不殊俗”。明代统治者还规定科举考试一律以朱熹对书经的注为准，朱熹的著述成为全国科举考试的“统编教材”，最具权威性。程朱理学被推上至尊正宗的地位，庐陵人有一份功劳。

然而，朱学在确定了至高无上地位的同时，也加深了自身的危机，逐步陷于难以继续发展的境地。明代中期以后，随着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和时局的变化，思想学术界的志士探寻着光大传统理学的路子，于是有了以浙江余姚人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的兴起。其实，“心学”的始祖是南宋时江西抚州金溪人陆九渊，人称象山先生，曾在朝廷任职，是江西的著名教育家。他深受佛学禅宗以及“思孟学派”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构成“陆氏心学体系”，提出“心即理也”，“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主观唯心主义学说，与朱熹所提倡“理”是万物之源的客观唯心主义对峙。虽然朱、陆的出发点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但观点有分歧。封建伦理纲常朱熹说是客观存在的“天理”，陆九渊说是人类固有的“本心”。他俩的朋友吕祖谦便牵线组织了一次学会，让朱、陆面对面地商讨，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两人各执已见，却增进了思想交流，丰富了儒学理论。尽管统治者推崇朱学，但陆氏心学仍作为理学重要的支脉传承下来，顺应时代的需要而发展。在王阳明及其弟子的努力下，心学终于在明代中后期成为一大显学，取代朱学而居思想学术界主导地位，以致“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阴诋程朱”(《王心斋遗集》卷一)。

明代心学的旗手王阳明，与江西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第一个理学老师是上饶名儒娄谅。王阳明在南昌、赣州、庐陵先后任职，历时近五年，正是他的心学理论孕育和成熟的时期。虽然他后来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又总督两广及江西、湖广军务，政绩显赫，但他的心学理论影响更大。他在江西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传授了一大批弟子，称之为“江右王门”，在“痴儿了却公家事”之余，他便与弟子和朋友论学辩理。黄宗羲曾说过：“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阳明之道赖江右而得以不坠”(《明儒学案》卷十六)。

《明儒学案》记录了江右王门30多人，而属庐陵一带的有20人之多，其中安福就有12人。庐陵学士们继承、发扬和护卫着阳明之学，在思想学术界占有重要的位置，载人了我国思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