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学正传

作为理学家，王阳明与朱熹同样是以建立伦理本体论为目标，同样鼓吹“明天理，去人欲”。可是，程朱以“理”为本体，充分肯定理的客观性和理性认识客观事物的可能性，而没有给人以应有的地位。王阳明的“心”本体论，以“心”为天地万物之主宰，认为“心即道，道即天”，充分肯定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指出人所生活的世界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他立足于“心”本体论，提出了“心即理”、“心外无物”以及“知行合一”等著名论题，认为要以“心”去裁判外间事物，一切是非的价值便有重新估价的必要，肯定“个个人心中有仲尼”，“尧舜人人可学齐”。“满街圣人”成了他讲学时的流行语。在修养论和认识论方面，他提出了“致良知”的理论。他认为良知是每个人都具有的，是天理，但有时可能会“放”或“被昏蔽”，所以要去“致”，也就是说要除去那些私欲，依照良知去行事，便自然符合道德标准。他不只侈谈心性之学，也重视日用事功。这种重事功、讲作为也是良知的一种特性。他吸收了朱熹理学中的营养，尽量加强理学的实用色彩，构筑了一个独创的“致良知说”新的体系。虽然这些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颠倒了意识与存在的关系，在今天来看有几分荒唐和幼稚，但在封建专制时代，不管是统治者还是平民百姓，都可以从中找到于己有用的理论依据，因此风靡几代。

王阳明心学理论中的不少重要观点，是在庐陵任职时阐述的。一批庐陵英才，追随这位思想家，接受他的理论后，加以发挥和补充，不断丰富，使阳明的心学理论体系得到完善，并保持其正统性，不使之偏离师长的本意。他最得意的几位门生、弘扬传播王学的代表人物，就是庐陵人。

江右王门的开山与掌教者邹守益

公元1491年出生于安福县北乡澈源的邹守益，20岁时参加会试时，被考官王守仁(阳明)拔为第一名，参加廷试名列第三名(探花)，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任职仅一年多，便辞职回乡，专攻程朱理学。但对他们提出的“格物致知”(穷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知识)学说久思不得其解。几年后，王阳明在赣州任地方官，邹守益前往拜谒恩师，两人探讨“致良知”之学。王阳明关于“知行合一”的学说以及反求内心的修养观，邹守益听了极表赞同，认为懂得了事物与人的关系，那就是通过内心修养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扫除了过去的疑惑。于是，他拜王阳明为师，并在赣州讲学。嘉靖初(1522年)，朝廷起用邹守益。他路过浙江，拜见了王阳明，相论学问一个多月。邹守益因上疏力谏尊礼教古训，得罪了世宗，被贬为广德州判官。他以教化治郡，复建书院，请王阳明的弟子王艮等来讲学。在从政之余，他回到家乡安福，组建了以讲习王学为主的“惜阴会”，刘邦采等王门弟子踊跃参加。该会隔月举行一次，每次五天。庐陵一带的同道者闻风而至，连浙江的王门高足钱德洪、王畿等人也专程远道而来。王阳明此时在朝廷任要职，听说此事，特作《惜阴说》以示祝贺和希望：“同志之在安成者，闲月为会五日，谓之惜阴，其志笃矣。……知良知之运无一息之或停者则知惜阴矣。知惜阴者则知致其良知矣。”嘉靖七年(1528年)，王阳明去世，时任南京礼部郎中的邹守益为承师志，与同仁们论学讲会不息，并在杭州建天真书院，传播王学。嘉靖十三年，邹守益回到家乡传经讲学，利用县内书院，讲授阳明理学。他最有魄力的举措，是牵头组织了青原会。春秋两季，吉安邻近五郡的大夫学士汇聚禅宗胜地青原山，探讨弘扬阳明理学，江西乃至全国的王门弟子聚集一堂，交流思想，研讨学问，成为闻名全国的学术盛会，青原山也因此成为当时的重要学术中心。邹守益被公认为王门的掌教者和最得阳明理学真传的承继人。他被推为《王文成公年谱》的编修总裁，不遗余力地传播着阳明之道。邹守益还曾回朝廷任过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国子监祭酒等职，又因犯颜直谏被贬归乡，他便矢志不移地传播阳明理学。他的儿子善，孙子德涵、德溥、德泳，都中了进士，都承祖志，对阳明理学均有研究和心得。

作为江右王学的正宗传人，邹守益对阳明学说作了精辟的论述和多方面的发挥，丰富了王氏学说。如王阳明提出“良知是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即工夫即本，即上即下，无之不一”的观点，邹守益解释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人只行些好事，而不思索其理，则习矣而不察，终是昏昏懵懵，全无一毫自得意思，做成一个冥行的人；人只思索其理，而不著实去行，悬空思索，终是无有真见，不过窥得些影响，做一个妄想的人，所以知行要合一”(邹守益之孙邹德涵之语)。王阳明的“即知即行”，“知行合一”观，被邹守益论述得明明白白，精当易懂。

如王阳明说“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就是说良知存在和发生于日常之中。邹守益发挥了阳明的“日用良知说”，认为“故从四时常行，百物常生处见太极，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处见真性，方是一滚出来，若隐隐见得真性本体，而日用应酬，凑泊不得，犹是有缝隙在”(《江右王门学案一》中《东廓语录》)。他否定了从“无”和“虚”上着手去体认良知，而应当从“四时常行”、“百物常生”、“礼仪三百”这些日用应酬中去体验心性，因为“真性”在日用应酬中流转运行。他不仅继承了先师的观点，还切合实际，予以深化，使之更容易被接受。

在致良知和事功之用的关系上，邹守益也发挥了王阳明的思想。他说：“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此正毫厘千里之几，从良知精明流行，则文武之好勇，公刘、太王之好货色，皆是人欲。先师所谓‘须从根上求生死，莫向支流论清浊”’(同上《论学书》)。他认为，如果从良知去行事功，这事功便是天理，如杂以私欲去行事功，这种事功就是人欲。致良知并不排斥事功之用，而是使事功成为一种善与美。他把良知与事功，天理与人欲的辩证关系论述得较为透彻，也合情理，使阳明的学说更有说服力。

如何实现“致良知”，邹守益对师说作了充分的阐述和发挥。他认为“致良知”是道德教育的根本，“改过迁善”，“惩忿窒欲”是达到良知的途径。遵循的原则是“敬”，就是要“慎独戒惧”，做到“常常精明，不为物欲所降”，才能“出门如宾，承事如祭”。小到个人修身，大到治国安邦，都要“直以敬”为纲领，而“戒惧”就是“修己以敬”，“自强不息”，时刻保持心地的安宁，这就是“致良知”的功夫。邹守益把阳明“致良知”的内涵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道德修养观，是理学的精华，对塑造完美的人格，很有启迪价值。

以“性命兼修”论护卫王学的刘邦采、王时槐

在理学中，通常更强调“性”，“性即理”，“性”即良知，“性”是人的本性，是“天然”的，所以良知也就是一种“天然自有之理”。于是，有的理学信徒把“致良知”当作很容易的事，认为“良知”是人们生而有之的，无须修炼也可自然而得。这些人常“以揣摩为妙语，纵姿为乐地”，不肯下功夫去“致良知”。王阳明去世后，浙中流行此道。这种思潮明显偏离了阳明理学的主旨，走向了偏道。庐陵的王门弟子以护卫师说为己任，著书立说，阐明观点。

安福人刘邦采(1495—1578)、王时槐(1521—1605)，便是阳明心学正统的代表人物。刘邦采年轻时不太热心科举，常与同乡好友刘文敏等切磋阳明心学，后来一同去浙江拜阳明为师，直到32岁时才中了个举人，任嘉兴府同知。第二年王阳明病逝于赣南，刘邦采去奔丧。不久后便弃官回乡，著书讲学。他反对当时流行的良知自然而得的观点，提出“性命兼修”的理论，认为“致良知”的途径必须要注重道德修养，切切实实地下苦功夫。他说：“夫人之生，有性有命。性妙于无为，命杂于有质，故必兼修而后可以为学”(《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四》)。明确地提出，为学的前提是要“性命兼修”。他还说：“心之为体也虚，其为用也实。义质礼行，逊出信成，致其实也；无意无必，无固无我，致其虚也。虚以通天下之志，实以成天下之务，虚实相生则德不孤”(同上)。他的意思是要用义、礼、逊、信这些有质有形的东西来修心(性)之用，不能靠“悟”，而是应当在应事接物中去体现和磨练心性。他把修养的工夫从虚转向实，通过实修来协调心性和日用事功的关系。

王时槐中进士后历任南京兵部主事、陕西参政等职。50岁时自请告退，“屏绝外物”，行了三年“静坐之功”，又经过近十年对理学的思虑，才觉得有所获。他的思路与刘邦采有一些相似处，也主张“性命兼修”，不同意“以静为主，以性为本”的观点。他说：“或自觉人伦事物上欠实修，不得不于动中著力，便须事上练习”(同上，卷二十《王时槐学书》)。认为应该在人情事变中去磨练“本心”。他还说：“学无分于动静者也”，“知觉意念，总是陛之呈露，皆命也……是故性不假修，只可云悟。命则性之呈露，不无习气隐伏其中，此则有可修矣。修命者，尽性之功”(同上)。这就是王时槐提出的“透性”之说。所谓“透性”即是透彻明了什么是“性”，“性者，先天之理”。如何“尽性修命”，他认为只能从“后天”下手，这就是“研几”。“几”在王时槐看来是“本心真面目”，只能自然把握，具体修养的方法是“慎独”、“收敛”。他的观点是对刘邦采的“性命兼修”说的细化，进一步论述了“修命”的重要性。

主张务实践行的欧阳德、胡直

王阳明说过，“天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有身上做。”又说：“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对先师的观点，弟子们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要默坐澄心为学，从“无欲”或“主敬”入手，达到“致良知”。如永丰的聂豹，就是“归寂主静”论的代表。有的不太主张形式上的“默坐静养”，而提倡“修己以敬，戒慎恐惧”，如安福的邹守益等。泰和人欧阳德(1496—1554)、胡直(1517—1585)，经多年的思考探索，倾向于通过实践来“致良知”。

欧阳德20岁中举后，就去赣州向王阳明学理学，中进士后历任六安知州、翰林院编修、礼部尚书等职。从政之余常与友人论理学，并乐于讲学，时称“门生半天下”。他对阳明的良知说理解深刻，认为良知并不是空泛虚无的，“心悟”也决非空穴来风。他说：“先师谓‘致知存乎心悟’，若认知识为良知，正是粗看了，未见所谓‘不学不虑，不系于人’者。然非情无以见性，非知识意念则无以见良知”(《明儒学案》卷十七之二)。这段话明确表示，对事物的见识(即知识)并不是良知，但是，没有知识，就更谈不上产生良知。良知是通过对事物的识见得来的。他还说，“格物二字，先师以为致知之实……离事物则无知可致，亦无所用其致知之功，犹之日：形色乃天性之实，无形色则无性可尽，惟践形然后可以尽性云尔”。又说：“夫知以事为体，事以知为则，事不能皆循其知，则知不能皆极其至，故致知在格物，格物以致知，然后为全功”(同上)。他强调，格物(探究客观事物的原理)是致知(获得知识)的基础，离开客观事物，那么无知可获；致良知自然离不开“格物”。当然，并不是说欧阳德表述的是唯物主义观点，他还是从“意念”出发来谈“格物”与“致知”的关系的，仍是主观唯心观。但是，他认识到了“离事物则无知可致”的道理，把阳明思想传播导向了务实的一面，这是对王学的深化和升华。

胡直35岁时才中进士，曾领湖北道，任过四川参议、湖广督学、广西参政、广东、福建按察使等职，一直信奉王学。他写了《困学记》记述了自己为官前、后为学和思想演变的过程。年轻时，曾向罗洪先学“主静无欲”之教，觉得有收获，又学禅悟道，发表过“理在心，不在天地万物”和“心造天地万物”的论述，把心学派的观点推到了极至，被史学家们认为是宋明心学派最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中进士从政后，思想观点有了变化，不主张一味强调内用工夫而完全否定“外物”，把注意力转向日用事功。在《困学记》中他记道，为官后交友多了，见识广了，认识也更全面。认为当初罗洪先说的“所贵足目俱到”很有道理，自己原先存在“目长足短之弊”(《明儒学案》二十二)。文中所指的“足”，就是“践履笃行”，“足目俱到”就是既要重知又要重行。胡直经多年的思考探索，对王学的理解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多而逐步加深，最终转向务实践行。他思想变化的过程，是江右王门中部分弟子的缩影。

提倡塑造“仁体”的罗洪先

吉水的罗洪先(1504—1564)，中了状元后任过翰林院修撰、经筵官等职，只几年工夫，上书言事得罪了皇帝，便落职回乡，常与庐陵的王门弟子切磋理学。他没有机会在王阳明在世时拜师求学，便接受阳明大弟子钱德洪的意见，明确宣称自己是王门中人，算是私淑弟子。他开始比较赞同聂豹的“归寂主静”说，可是到了50岁时，绝意仕途的他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他在《寄尹道舆》的信中说：“近来见得吾之一身当以天下为任，不论出与处，莫不皆然。真以天下为任者，即分毫躲闪不得，亦分毫牵系不得。……阳明公万物一体之论亦是此胚胎。此方是天地同流，此方是天地立心，生民立命，此方是天下皆吾度内，此方是仁体。孔门开口教人从此立根脚。《西铭》一篇，稍尽此体段”(《念庵文集》卷三)。信中提到的《西铭》，是南宋张载所作，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伦理观，就是说爱一切人如爱同胞手足一样，并进一步扩大到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罗洪先在信中明确地表示，“以天下为己任”和“民胞物与”的胸怀工夫，称之为“仁体”。必须磨练心性，具有这种“仁体”，就能与天地同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就能“是天下皆吾度内”。罗洪先把王阳明后期所提倡“致良知”思想，提高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使王学达到了新的境界。

王阳明的庐陵弟子们，坚定地信守师说，纠正王门出现的流弊，维护了王学的正统性和纯洁性，在学术史上传为佳话。但是，他们并非固步自封，而是在师说的总体原则指导下，就一些具体论点进行探讨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在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王学思想体系，正如黄宗羲所说的那样：“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意”，这种进取的精神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