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庐陵今吉安之名，省外、境外的人知道的不是很多，却有许多的人知道文天祥的名字；人们对文天祥的事迹生平熟悉的不很多，却有无数的人知道他写下了著名的《正气歌》，能背诵《过零丁洋》诗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千百年来，风云变幻，大浪淘沙，能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永垂不朽的人物没多少，文天祥是一个；能得到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人的敬仰的伟人则更少，文天祥也是一个。文天祥是庐陵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因为他是民族精神的化身，是人问正气的化身。庐陵文化的沃土培育了这位巨人，而他又以自己的高尚人格感化、激励了故乡后人，形成了崇尚正气的文化氛围。养正气、扬正气是庐陵人道德修养的标准，凝结成了庐陵文化的基调和特色。

 

　　“正气”一词，早就出现在古代的诗文里。屈原说：“内惟省以瑞操兮，求正气之所由”(《楚辞·远游》)。《淮南子·铨言训》中云：“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气；内便于性，外合乎义，循理而动，不系于物者，正气也；重于滋味，淫于声色，发于喜怒，不系于物者，邪气也”。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他说的 “气”，指的是人统帅主观意识的精神力量。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所说的正气，来自于孟子的话，但内涵却不尽相同。不仅是指一般的意识和精神，主要指的是忠贞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指的是正义和正直。《正气歌》开头就指出，浩然正气，乃天地问的正气，人有了这种正气，就能战胜困难，制服邪气。接着他歌颂了十二位保持民族气节的历史人物。如苏武、祖逖、张巡和颜杲卿，都是反抗侵略者，不屈服外族统治者的压力，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的英杰；齐太史秉笔直书，张良求力士锥刺秦始皇为韩报仇；严颜面吒张飞，管宁鄙薄华韵而不屈身事操，都是不畏权势，威武不屈的典型；董狐、诸葛亮、嵇绍、段秀四人都是为国为民的耿直忠烈之士。文天祥认为他们身上都有股正气，是与天地并立，万古长存的。文天祥把“浩然正气”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超越了前人，树起了庐陵文化一座丰碑，在民族文化之林里高高耸立。

　　文天祥是在崇尚正气的庐陵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承前启后，把接力棒传给了更多的后来人。

　　对祖国、对民族的忠诚与坚贞，是养浩然正气的前提，是古代仁人志士崇尚与追求的人生观。庐陵先贤们所弘扬的正气，突出表现在一个“忠”字上。他们特别讲求维护国家的利益，注重保持民族气节，为了“大义”，可以忍辱负重，可以舍生忘死。这种高尚的情操，是庐陵文化的灵魂。宋时，“庐陵五忠一节”就闻名天下，因为他们都是当时著名的忠臣，去世后，朝廷赠封的谥号都有个“忠”字。任过丞相的欧阳修、周必大都称文忠，抗金名臣杨邦义称忠襄，胡铨称忠简，杨万里称文节。少年时的文天祥在学宫先贤堂瞻仰他们的画像时，立志向先贤学习，将来做一个忠臣，位列其中。后来成为现实，文天祥成为更著名的忠烈之臣，为庐陵五忠之首。纵观庐陵的历史，有较高地位和握有重权的人多为烈士忠臣，多为忧国忧民之士，无巨奸大贼。这就是浩然正气的力量，是忠贞爱国信念结的硕果。

　　有的学者说，是宋代在江西兴起的程朱理学，造就了江西一批忠臣的崛起。因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是程朱理学所极力推崇的儒家伦理道德信条。文化发达的庐陵地区，理学的教化特别深广，儒士们受到熏陶，忠君的观念也就特别突出。文天祥的《正气歌》中所说的“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就是其表现。忠君是封建道德的核心，不可否认，作为那个时代的士大夫，忠君的意识是必然存在的。但是，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庐陵英杰的“忠”，不只是臣对君的忠，而是超越了忠君的局限范围，进人了忠于祖国的更高层次，升华为以祖国为价值主体的社会价值观，使人生价值与祖国的安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这种高境界的忠，又是正气和正道驱使的。

　　德祐元年(1275年)，元兵进逼南宋京城临安。南宋虽有几十万官军，却不思抵抗，只想妥协退让，朝廷面临岌岌可危的境地。文天祥在赣州接到朝廷的勤王诏令后，克服重重困难，不惜卖掉家产补充军饷，迅速在赣、吉两州募集勤王军浩荡北上。而此时，把持朝廷的陈宜中等人却惶恐不安，不让文天祥的部队进驻临安，生怕坏了他们投降的好事。直到元军兵临城下，留梦炎、章鉴、陈宜中等丞相和其他要员先后逃跑了，朝廷一片混乱。谢太后只好命吴坚为左丞相，在朝堂宣布时，文班中上朝的只有区区六人!文天祥到了临安，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此时是德祐二年正月十九日。他临危受命，第二天就被派遣出使离临安仅30里被元军占领的皋亭山。他知道此行如人虎穴，但仍义无反顾前往，“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在元军营地与统帅伯颜谈判时，文天祥不卑不亢，始终保持民族的尊严。伯颜以为文天祥是来谈投降事宜的，却不料文天祥大义凛然地说：“如果你们退兵到嘉兴去，不以灭宋为目的，我们可以坐下来谈条件；否则的话，我朝还有南方大片国土，军民同仇敌忾，可与你们奉陪到底。真的要大打起来，还说不定谁胜谁负!”伯颜见他口气很硬，心想江南有如此人物，的确不可小视。谁知此时南宋朝廷在吴坚等操纵下，已决定投降，文天祥被投降派出卖了。第二天，宰相吴坚、贾余庆等人捧着谢太后签署的降表和传国玉玺来元营投降。文天祥怒不可遏，愤恨这些卖国贼，当场痛斥他们。伯颜对文天祥说：“如今宋皇都投降了，你作为忠臣，就要依照君主旨意，归附我朝。”文天祥当即反驳道：“圣人言社稷为重君为轻，君不以国家社稷为重，如此之君我为何还要忠于他?君降臣不降!”伯颜无奈，把文天祥拘禁起来，和贾余庆等所谓的“祈请使”一同押送北上。文天祥后来终于在京口逃脱，回到闽赣，重举义旗。文天祥认为，作为一名忠臣，首要的是服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就是大义。

　　在文天祥就义的160年前，庐陵就有一位敢于违抗君命、反对割地求和的爱国英雄，其忠烈之举，感天动地。他叫欧阳殉，北宋庐陵县永和人，中进士后做了几年地方官。当时，北方的金国空前强盛，调兵遣将向南进攻，而北宋王朝在投降派的把持下不作抗战准备，致使大片国土沦陷。到了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长驱直入，逼近京都，胁迫宋朝割让中山(今定县)，河间、太原三镇讲和。北宋王朝畏金如虎，打算答应以求暂时的喘息。欧阳殉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震惊，立即联合九位朋友上书反对割地，陈述抗敌之策。他呼吁：“祖宗地当死守，尺寸不可以与人”。宋王室采取不抵抗政策。使得局势更加危急。金兵开始围都城，要挟割地。宋钦宗召集内外百官，商议把绛州(今山西新绛)、磁州(今河北磁县)、深州(今河北深县)及两河(今山西与河北中南部)割让给金国，以求平安。大臣们没一个反对的，只有小官欧阳询站出来坚决反对。他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后指出：“虏志不在地，吾兵食非不足，宜如澶渊故事，愿力战。战败而失地，他日我师取之直；不战而举以之，他日我师取之曲”(《永和派欧阳氏谱·监丞公传》)。欧阳珣的话触怒了投降派，他们欲除之而后快。钦宗无视他的意见终于屈服于金国，答应割地讲和的条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投降派们策划让坚决反对求和的欧阳殉奉朝廷之命去办理割地事宜，钦宗同意了。欧阳殉知道这是卖国贼们借刀杀人，可君命不可违。朝廷任他为监丞，派往河朔割让深州给金国。他作了以死殉国的准备，派人告诉家人：“吾不生还矣”。他到了深州城下，却违抗君命，不说割城的事，大声恸哭，对守城的军民说，朝廷为奸臣所误，派我来此，只有一死罢了。你们要坚守阵地，忠义报国。深州军民深为监丞的精神所感动，坚决不降金国，维护了民族的尊严。一同去深州办割地手续的金人见欧阳珣没有执行朝廷的旨意，很是气愤，把他押往燕山。在金营，欧阳珣大骂不止，金人把油脂浇在他身上，点火把他活活烧死。欧阳珣奉君命割地，可他不惜牺牲生命，忠于自己的祖国和民族，而不忠于出卖民族利益的昏君，这便是崇高的爱国主义。正如他的同乡欧阳守道在《欧阳监丞祠堂记》所云：欧阳殉的出使，“此时宰之命，非君父之命；此君父之命，非宗庙社稷之命也。臣受命于君，君受命于宗庙社稷。”欧阳殉以自己的生命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观念作了注脚。

　　犯颜直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