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浩然正气—庐陵人的人格精神

第六章 浩然正气
 
——庐陵人的人格精神
 
(作者:李梦星)
 
  
  古庐陵今吉安之名,省外、境外的人知道的不是很多,却有许多的人知道文天祥的名字;人们对文天祥的事迹生平熟悉的不很多,却有无数的人知道他写下了著名的《正气歌》,能背诵《过零丁洋》诗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千百年来,风云变幻,大浪淘沙,能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永垂不朽的人物没多少,文天祥是一个;能得到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人的敬仰的伟人则更少,文天祥也是一个。文天祥是庐陵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因为他是民族精神的化身,是人问正气的化身。庐陵文化的沃土培育了这位巨人,而他又以自己的高尚人格感化、激励了故乡后人,形成了崇尚正气的文化氛围。养正气、扬正气是庐陵人道德修养的标准,凝结成了庐陵文化的基调和特色。
 
  “正气”一词,早就出现在古代的诗文里。屈原说:“内惟省以瑞操兮,求正气之所由”(《楚辞·远游》)。《淮南子·铨言训》中云:“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气;内便于性,外合乎义,循理而动,不系于物者,正气也;重于滋味,淫于声色,发于喜怒,不系于物者,邪气也”。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他说的 “气”,指的是人统帅主观意识的精神力量。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所说的正气,来自于孟子的话,但内涵却不尽相同。不仅是指一般的意识和精神,主要指的是忠贞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指的是正义和正直。《正气歌》开头就指出,浩然正气,乃天地问的正气,人有了这种正气,就能战胜困难,制服邪气。接着他歌颂了十二位保持民族气节的历史人物。如苏武、祖逖、张巡和颜杲卿,都是反抗侵略者,不屈服外族统治者的压力,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的英杰;齐太史秉笔直书,张良求力士锥刺秦始皇为韩报仇;严颜面吒张飞,管宁鄙薄华韵而不屈身事操,都是不畏权势,威武不屈的典型;董狐、诸葛亮、嵇绍、段秀四人都是为国为民的耿直忠烈之士。文天祥认为他们身上都有股正气,是与天地并立,万古长存的。文天祥把“浩然正气”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超越了前人,树起了庐陵文化一座丰碑,在民族文化之林里高高耸立。

  文天祥是在崇尚正气的庐陵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承前启后,把接力棒传给了更多的后来人。

  一、忠贞爱国

  对祖国、对民族的忠诚与坚贞,是养浩然正气的前提,是古代仁人志士崇尚与追求的人生观。庐陵先贤们所弘扬的正气,突出表现在一个“忠”字上。他们特别讲求维护国家的利益,注重保持民族气节,为了“大义”,可以忍辱负重,可以舍生忘死。这种高尚的情操,是庐陵文化的灵魂。宋时,“庐陵五忠一节”就闻名天下,因为他们都是当时著名的忠臣,去世后,朝廷赠封的谥号都有个“忠”字。任过丞相的欧阳修、周必大都称文忠,抗金名臣杨邦义称忠襄,胡铨称忠简,杨万里称文节。少年时的文天祥在学宫先贤堂瞻仰他们的画像时,立志向先贤学习,将来做一个忠臣,位列其中。后来成为现实,文天祥成为更著名的忠烈之臣,为庐陵五忠之首。纵观庐陵的历史,有较高地位和握有重权的人多为烈士忠臣,多为忧国忧民之士,无巨奸大贼。这就是浩然正气的力量,是忠贞爱国信念结的硕果。

  有的学者说,是宋代在江西兴起的程朱理学,造就了江西一批忠臣的崛起。因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是程朱理学所极力推崇的儒家伦理道德信条。文化发达的庐陵地区,理学的教化特别深广,儒士们受到熏陶,忠君的观念也就特别突出。文天祥的《正气歌》中所说的“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就是其表现。忠君是封建道德的核心,不可否认,作为那个时代的士大夫,忠君的意识是必然存在的。但是,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庐陵英杰的“忠”,不只是臣对君的忠,而是超越了忠君的局限范围,进人了忠于祖国的更高层次,升华为以祖国为价值主体的社会价值观,使人生价值与祖国的安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这种高境界的忠,又是正气和正道驱使的。

  社稷为重君为轻

  德祐元年(1275年),元兵进逼南宋京城临安。南宋虽有几十万官军,却不思抵抗,只想妥协退让,朝廷面临岌岌可危的境地。文天祥在赣州接到朝廷的勤王诏令后,克服重重困难,不惜卖掉家产补充军饷,迅速在赣、吉两州募集勤王军浩荡北上。而此时,把持朝廷的陈宜中等人却惶恐不安,不让文天祥的部队进驻临安,生怕坏了他们投降的好事。直到元军兵临城下,留梦炎、章鉴、陈宜中等丞相和其他要员先后逃跑了,朝廷一片混乱。谢太后只好命吴坚为左丞相,在朝堂宣布时,文班中上朝的只有区区六人!文天祥到了临安,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此时是德祐二年正月十九日。他临危受命,第二天就被派遣出使离临安仅30里被元军占领的皋亭山。他知道此行如人虎穴,但仍义无反顾前往,“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在元军营地与统帅伯颜谈判时,文天祥不卑不亢,始终保持民族的尊严。伯颜以为文天祥是来谈投降事宜的,却不料文天祥大义凛然地说:“如果你们退兵到嘉兴去,不以灭宋为目的,我们可以坐下来谈条件;否则的话,我朝还有南方大片国土,军民同仇敌忾,可与你们奉陪到底。真的要大打起来,还说不定谁胜谁负!”伯颜见他口气很硬,心想江南有如此人物,的确不可小视。谁知此时南宋朝廷在吴坚等操纵下,已决定投降,文天祥被投降派出卖了。第二天,宰相吴坚、贾余庆等人捧着谢太后签署的降表和传国玉玺来元营投降。文天祥怒不可遏,愤恨这些卖国贼,当场痛斥他们。伯颜对文天祥说:“如今宋皇都投降了,你作为忠臣,就要依照君主旨意,归附我朝。”文天祥当即反驳道:“圣人言社稷为重君为轻,君不以国家社稷为重,如此之君我为何还要忠于他?君降臣不降!”伯颜无奈,把文天祥拘禁起来,和贾余庆等所谓的“祈请使”一同押送北上。文天祥后来终于在京口逃脱,回到闽赣,重举义旗。文天祥认为,作为一名忠臣,首要的是服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就是大义。

  舍身抗旨

  在文天祥就义的160年前,庐陵就有一位敢于违抗君命、反对割地求和的爱国英雄,其忠烈之举,感天动地。他叫欧阳殉,北宋庐陵县永和人,中进士后做了几年地方官。当时,北方的金国空前强盛,调兵遣将向南进攻,而北宋王朝在投降派的把持下不作抗战准备,致使大片国土沦陷。到了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长驱直人,逼近京都,胁迫宋朝割让中山(今定县),河间、太原三镇讲和。北宋王朝畏金如虎,打算答应以求暂时的喘息。欧阳殉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震惊,立即联合九位朋友上书反对割地,陈述抗敌之策。他呼吁:“祖宗地当死守,尺寸不可以与人”。宋王室采取不抵抗政策。使得局势更加危急。金兵开始围都城,要挟割地。宋钦宗召集内外百官,商议把绛州(今山西新绛)、磁州(今河北磁县)、深州(今河北深县)及两河(今山西与河北中南部)割让给金国,以求平安。大臣们没一个反对的,只有小官欧阳询站出来坚决反对。他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后指出:“虏志不在地,吾兵食非不足,宜如澶渊故事,愿力战。战败而失地,他日我师取之直;不战而举以之,他日我师取之曲”(《永和派欧阳氏谱·监丞公传》)。欧阳珣的话触怒了投降派,他们欲除之而后快。钦宗无视他的意见终于屈服于金国,答应割地讲和的条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投降派们策划让坚决反对求和的欧阳殉奉朝廷之命去办理割地事宜,钦宗同意了。欧阳殉知道这是卖国贼们借刀杀人,可君命不可违。朝廷任他为监丞,派往河朔割让深州给金国。他作了以死殉国的准备,派人告诉家人:“吾不生还矣”。他到了深州城下,却违抗君命,不说割城的事,大声恸哭,对守城的军民说,朝廷为奸臣所误,派我来此,只有一死罢了。你们要坚守阵地,忠义报国。深州军民深为监丞的精神所感动,坚决不降金国,维护了民族的尊严。一同去深州办割地手续的金人见欧阳珣没有执行朝廷的旨意,很是气愤,把他押往燕山。在金营,欧阳珣大骂不止,金人把油脂浇在他身上,点火把他活活烧死。欧阳珣奉君命割地,可他不惜牺牲生命,忠于自己的祖国和民族,而不忠于出卖民族利益的昏君,这便是崇高的爱国主义。正如他的同乡欧阳守道在《欧阳监丞祠堂记》所云:欧阳殉的出使,“此时宰之命,非君父之命;此君父之命,非宗庙社稷之命也。臣受命于君,君受命于宗庙社稷。”欧阳殉以自己的生命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观念作了注脚。

  犯颜直谏

  文天祥在《正气歌》中道:“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是说这种浩然正气在天下太平的时候,它会很平和地表现出来,为国家的政治清明发挥作用;当国家危难的时候,它就会突显出来,表现出人的气节,流芳百世。也就是不管何时何处,都要胸存浩然正气,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贞始终如一,不能动摇。在平时,作为文臣,要为国家的稳定作出贡献,最有力的措施就是献计献策,敢于犯颜直谏。这是儒学所倡导的一种从政道德。庐陵先贤在见到朝廷中奸诈的权臣作出误国之事或面对阴毒小人时,顾不得个人的进退甚至安危,向皇上直谏或当面指责权奸,显示出凛然的正气。

  明代的安福人刘球(1392—1443年),就是这样一位忠肝义胆的勇士。他中进士后,在礼部任职升翰林侍讲。当时明朝的军政大权操纵在宦官王振手中。西北的蒙古瓦喇首领脱欢势力渐强,企图攻占明朝疆土。脱欢死后,其子也先继续扩充实力,准备南下。王振接受瓦喇的贿赂,还私运兵器与瓦喇交易,没把心思放在边防上。刘球和兵部侍郎等忠臣为局势深感担忧,上书给皇帝,要求巩固边防,严防外族人侵,却引起了王振的忌恨。正统八年(1443年),紫禁城奉天殿的檐角装饰物遭雷击毁,皇帝以为是上天降下的不祥之兆,就下诏要大臣们出主意。刘球上书列陈了十件朝政中的弊端,望皇帝改正。其中的一件是“权不可下移”。权奸们认为这条是针对王振等宦官而言的,禁不住勃然大怒,在皇帝面前诬陷刘球,使其下狱。王振又指使爪牙锦衣卫使马顺在狱中杀了刘球。据说刘球的头被砍断,身却未倒,杀手踢了一脚才倒地。刘球不是被外敌所杀,而是被奸臣所害。奸臣们所忌恨、所畏惧的.就是刘球那种忠心为国的精神,那种令小人不敢正视的正气。他们的卑鄙行径,反衬了庐陵英烈的伟大。我在阅读庐陵历史名士的传记文章时,深为他们敢于冒犯君主和权臣,直抒己见的精神所感动。不管是在外敌压境之时,还是所谓的“太平盛世”,庐陵先贤们都是抱着对国家对民族忠诚不二的态度,“只论是非,不计利害”陈述自己的观点,显示出一股凛然的正气,使奸诈小人胆寒。他们大都是仕途坎坷,几经周折,很少一帆风顺,几乎都与犯颜直谏得罪了权臣有关。可他们痴心不改,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留给人间的是一腔正气和赤诚之心。

  心系祖国

  参政从政的庐陵先贤们为国分忧的精神在庐陵大地上传颂,使乡梓受惠,平民百姓也受到感染。明代庐陵县的一位平民医生,叫许仪后,又名许三官(今吉安县桐坪乡河山村人),身在海外,心系故土,为祖国避免了一场战争,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颂曲,《明史》、《明实录》以及朝鲜的《李朝实录》等史籍中记载了他的功绩。许仪后科举不中后学医,医术高超,走出江西到东南沿海一带行医。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年),他在广东乘海船日寸,遭到日本海盗的袭击,被挟持到日本九州萨摩国。海盗见他温文儒雅,就放了他。许仪后就在那个小岛国行医维生,受到当地居民的敬重。有一次,萨摩国主岛津义久患了重病久治不愈,经许仪后治后好了,他就留在宫中做御医。虽娶妻生子,但仍不忘家乡,只是无法回国。日本织丰时期,丰臣秀吉出兵征讨萨摩国获胜,又经多年征战,统一了日本。可他不满足,企图称霸东方。他计划先吞并朝鲜,再进攻中国。1591年,丰臣秀吉向各路诸侯发布命令,征召人马,添置军械,决定第二年春季集兵出征。许仪后在岛津义久那里听到了此消息,心急如焚。但他是宫中人员,不准离开岛国。这年九月三日,他写了篇《提报》,详述日军准备侵朝后进攻中国的情况,暗中派人送给福建总督。过了几天,他担心派的人出不了海,又写了篇《提报》派人送回国。过了很久,没有回信,远隔大海,望眼欲穿。不久,他找到一个叫朱均旺的江西临川同乡,也是被海盗捉来的,便又一次写《提报》,请朱偷渡回国。朱表示“不惜粉身碎骨,也要抱此状词上闻。”朱于第二年正月回国,亲自将《提报》送到福建总督手里。总督见后立即送往京城。此时,朝廷对日本的野心一无所知,因海上封锁,不通音讯。明朝皇帝得到这极为重要的情报,赶紧命大臣备战,并火速与朝鲜联系,共同防御。丰臣秀吉本想突袭进军,可他率领的侵略军一踏上朝鲜国土,就遭到了迎头痛击。日军损失惨重,只好逃回去了。许仪后赤心为国的事迹,在中朝两国人民中代代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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