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庐陵涌现出的许多忠臣烈士，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怀、刚直不屈的品格，给庐陵人民树立了榜样，促使了不甘屈辱、刚强勇为的民风的形成。尽管封建统治者实行专制，推行的是奴化教育，但儒学盛行的庐陵，人们向往的是先贤们所描绘的王道乐土，“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下同)，过上不很富足但平安的日子。但是，当统治者“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而社会上却是“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现象泛滥，“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散”之时，老百姓便忍受不了酷政暴吏的压榨，揭竿而起，奋起反抗，明知是以卵击石，也在所不辞，表现出像庐陵先贤们一样的豪气，呈现出与恶势力抗争的正气。当国家民族面临着危亡和民不聊生的关头，庐陵人民积极地参与反击外族侵略者的斗争，前赴后继，捍卫民族的尊严。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是正义的，是符合传统道德观念的，显现的仍是值得称道的民族精神和气节。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人民承受着不尽的离散困苦。庐陵一带虽没有经历大的战争，但群雄争霸，割据一方的局势只能带来苛赋重役和豪强势力的扩张，使许多的百姓流离失所。地方政权所依靠的贪官暴吏，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东晋成帝时，一个叫羊聃的人任庐陵太守。此人是晋朝皇帝的外戚，其祖姑是西晋武帝司马炎的伯母，外甥女是明帝司马昭的妃子。这家伙依仗高贵的裙带关系，骄横粗暴，常施淫威，滥杀无辜。他怀疑庐陵郡民简良为盗贼，竟然杀戮牵连者200余人，连婴孩也不放过，还抓了100多人坐牢。江州刺史庾亮控告他，罪本当死，却因是皇亲免于死罪。在这样暴吏的管辖下，庐陵人民无法过上安稳的日子。反抗的情绪积蓄已久，终于在不久后的梁朝大同八年(542年)爆发。安福县的刘姓大族一个叫刘敬躬的人，说在田间得一白蛆突然变成金龟，这个金龟会闪光，有德有怨可以应验，人们便把金龟当成了神灵。刘敬躬便借助人们相信金龟灵验的心理来号召团结群众与官府作斗争，远近农民纷纷响应，队伍发展到了数万人。他们攻下了南康郡(今赣州)，占领了庐陵郡，进而乘势向新淦攻击，震动了豫章郡(今南昌)的官吏，慌忙报告建康城的梁武帝。梁朝统治者急忙派兵正面阻击，又抄袭安福，刘敬躬所率领的农民军终于抵抗不住，败回家乡。刘敬躬被俘，押往建康，他宁死不屈，被斩首示众。虽然这次抗争失败了，但反抗压迫的精神却未泯灭。

　　唐代中叶以后，朝廷府库空虚，日趋衰败。为了挽救危机，各种新的赋税项目连连出台，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朝廷实行的均田制，使百姓的田地大量被富豪官绅所兼并，一遇天灾人祸，老百姓的生活更为艰苦。庐陵为富庶之地，苛捐杂税则更泛滥，一些农民只好逃往山中垦田维生，抗拒官府的横征暴敛。唐文宗太和中(827 —835年)时，庐陵人民不堪忍受剥削，终于起义反抗。吉州赤石、徐庄等山寨，聚集着起义军，他们据守险要山洞，建山寨开垦荒山种植养牧，与征缴苛税的官府对抗，坚持斗争达八年之久。他们结聚山寨，只不过为了有地可耕，可官府却实行残酷地镇压。江南西道观察使裴谊率部进剿，据《册府元龟》694卷载，“破赤石、徐庄等洞贼，戮杀擒获共二百二十六人，收贼栅七所，器械三千二百三十件，水陆田四百顷，牛马等四百七十余头。”官府收缴了劳动工具，杀戮了与朝廷作对的义军，但庐陵人为追求平安生活敢于斗争的勇气，是消灭不了的。

　　唐末五代十国时期，我国又陷人战乱之中，出现了一批地方政权，割据争霸，恣行杀掠，给人民带来了灾难。南唐政权范围的庐陵一带，涌人了大量的北民，刺激了经济的繁荣。但是地方豪强势力扩张，统治者搜刮更甚，致使不少农民破产，难以度日。南唐统治时，吉州庐陵县吴先等人，无法忍受日益加剧的剥削，招集破产农民群众予以反抗，据守在吉水县西北五十里的鹧鸪洞，依据险要的地势在四面山口筑寨抵抗官军。有时下山攻击官府豪富，平时耕作山里的数百亩田维生。吴先率起义军转战于庐陵县乡，当地的豪强，受到贫困百姓的拥护，引起了南唐统治者唐文》886卷载：“庐陵群盗充斥，州兵不能制，上忧之。队伍打击了当地的官僚统治，长了百姓的威风，动摇了基础。

　　南宋初期，溃兵流寇涌入江西，有的隐人山区做起了打家劫舍的强盗。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向江西进军，从庐陵进入湖南，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有的村庄被毁灭，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新建立的南宋朝廷，为了满足穷奢极欲的生活，加重了对人民的盘剥，变本加厉搜刮财富，在正税之外，用“加耗、加一、加三”等名目变相加税，造成“正税一石，而纳加耗四石”，民不聊生。虔州(赣州)、吉州人民终于举起了反抗的旗帜，起义此起彼伏。绍兴元年(1131年) 吉州龙泉县(今遂川)爆发了彭友、李满领导的起义。起义队伍有10位首领，号称“十大王”，率众数万，与官兵在赣湘边境作战，在龙泉武陵、烈源、陈田之处结扎许多山寨，“攻破八县，大肆猖獗”(岳珂《金陀萃编》卷19)，吓得吉州统领乔信躲在万安县城不敢露面。此支起义军和虔州义军共同对付官军，共有山寨 500多座，10万多人。龙泉北面的永新县有尹花八领导的农民军3000多人。绍兴二年，永丰县也发生了以谢小儿为首的农民起义，县令熊彦明率兵镇压被打死。南宋朝廷对吉、虔两州的农民起义形势发展感到恐慌，宋高宗派名将岳飞领兵镇压。彭友的农民军难敌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岳家军，虽伤亡惨重，但拒不接受招安。岳飞利用当地绅士劝彭友受降，彭友拒绝道：“吾宁败不肯降，毋以虚声恐我也。”(同上卷5)显示出宁死不屈的豪气。彭友冲锋陷阵，与官军血战，终被杀死。岳飞用3个月镇压了占据龙泉一带4年之久的彭友起义队伍，转而杀败金兵。彭友义军被镇压了，但庐陵人民的斗志并未衰退。第二年，永丰县的唐英(又名唐小龙)又率众起义。他们杀掉了知县，又杀掉了临江军都监等九人，占领了永丰、新淦、崇仁3县，官府豪绅惊恐万状。接着，吉州发生了李安净领导的起义。敢于反抗，不怕牺牲的庐陵人，用鲜血和生命同腐败的社会抗争，他们被封建统治者称作犯上作乱的盗匪，可却是广大的穷苦百姓心中的救星。他们不甘于受压榨侮辱的精神和刚毅不屈的品格，播撒在庐陵的文化沃土之中。

　　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两次由少数民族统一全国。一次是蒙古族消灭了赵宋政权，建立元朝；一次是满族摧毁了朱明王朝，建立了清朝。汉族王朝的覆灭，是因朝廷腐败而造成的。但是，长期受正统思想的影响，人们仍把少数民族的入侵者当作敌人，拿起武器英勇地抗击，捍卫民族的利益。当人们成为被少数民族统治的对象时，仍然不甘屈服。虽然少数民族政权同样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去教化人民，他们自己也被同化；虽然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内部之争，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抗击异族的入侵和统治，是一种正义的行为，是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在国家和民族危亡时涌现的英杰，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一直受到人们的敬重。忠贞刚直的庐陵人民，在遭受外族侵略者的屠戮蹂躏之时，勇敢地投入到保家卫国的行列之中；在遭受外族统治者的压榨盘剥之时，奋起抗争，表现的是不怕牺牲的勇气和屈不挠的斗志。

　　建炎三年(1129年)九月，金兵大举南下进攻宋朝，兀术率西路主力侵入江西。高宗的母亲隆裕太后带着宫廷中的嫔妃、文武大臣为躲避金兵追击，从洪州一直南逃至吉州。吉州太守杨渊是个贪生怕死之徒，听说金军已渡长江，逼近洪州，便弃城而逃。隆裕太后一行急匆匆到吉州城时，无官员接驾，也无军士守城。金军进入江西，便一路烧杀，“取索金帛宝物百工技艺之属皆尽”，“不论州县与乡村，一片焦炭坏瓦，到处残破，十室九空”(岳飞《抗金史略》)。对金军的暴行肆虐，官府自避不及，根本不予反击，使他们如入无人之境。而勇敢的庐陵人民却拿起武器，保卫家园，阻击金军。正在家乡庐陵芗城(今值夏)为父丧守孝的胡铨，听说金军已渡长江，无恶不作，吉州城元兵据守，便挺身而出，邀集庐陵一些有名望的绅士，召开“募兵守土”会，动员他们捐钱粮组织一支义军。在胡铨的倡导下，没过几天，就组建了数万人的义军，开进吉州城，布置站岗放哨，日夜警戒，控制赣江渡口，实行船只管制。同时，传令各县组织义军，随时应召，并征集粮草、兵械，以备战事。刚到吉州城的隆裕太后见此情形便稍安了心。不久，金军向吉州扑来，屯兵赣江东岸。金军头目获知城内防守严密，又无船渡江，难以进攻，相持几日，便放弃攻城，向湖南开拔了。胡铨领导乡民自发地保卫家园，避免了吉州城被屠烧的灾难。

南宋末年的咸淳三年(1268年)，蒙古政权向南宋大举进攻攻，宋军节节败退，不少重地失守。7年后，元军统帅伯颜率20万大军顺长江而下，直逼临安。南宋朝廷诏令各地勤王发兵救援，可大部分州县官员畏敌如虎，朝廷的大臣纷纷逃跑。任赣州知州的文天祥为了民族大义，尽倾家资为军费，起兵抗元。文天祥义旗一举，吉州豪杰纷纷响应。文天祥的好友刘洙、刘子俊，庐陵县尉何时、吉水老将邹讽等，立即在家乡招募壮丁。永和吉州窑的数千名窑工，弃窑从伍。文天祥的妹夫彭震龙在永新集合义勇，建台誓师。泰和贡士肖明哲在野陂里挂榜招兵。万安芙蓉寺的僧人，也加入了抗元保国的队伍。仅两个多月，勤王军就聚集了5万多人。强烈的爱国之情凝聚了庐陵人的心，他们拥戴着文天祥抗元的旗帜，向临安开进。谁知朝廷的投降派占了上风，勤王义军无法与元兵交战，只得被迫解散回家乡。文天祥赴元营谈判被扣押，机智逃脱。至福建再举义旗。此时，原跟随文天祥前进的义军回到庐陵后，并未放弃抗敌斗争。彭震龙回到永新，重新招募义勇，结寨于大山之中，并联络毗邻的湖南山区豪杰，与进攻的元兵作战，屡获胜利，大长了威风。他们结寨的地方，人们称之为同义岭，又称义同营，至今仍存此名。文天祥重执抗元帅旗，吉、赣两地人民积极响应，抗元斗争如火如荼，邻省纷纷声援，江西一时成了江南抗元斗争的中心。赣州各县均收复，吉州也收复过半县市。因力量对比悬殊，文天祥领导的抗元斗争终于失败，文天祥也不幸被俘，但是，庐陵人民的抗元斗争并没有停止。面对强兵，他们英勇顽强地战斗到底。永新的抗元义军，势单力薄，抵挡不住强悍的元兵攻击，败退在县城外被元兵围困。3000多名义军没有一人屈膝投降，全部跳入深潭之中英勇就义，其刚烈忠义的壮举惊天动地。人们建祠祭祀这些烈士，称该潭为“忠义潭”。泰和县的针工刘士昭，与同伴计谋收复被元兵占领的县城，因不敌元兵而失败。刘士昭深感悲愤，刺破手指在帛上写下血书 “生为宋民，死为宋鬼，赤心报国，一死而已”。写完用此帛自缢。庐陵人不怕牺牲保家卫国的精神，代代相传，永放光辉。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了明王朝。明叛将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民族矛盾上升为全国的主要矛盾。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小朝廷。公元1645年，清兵攻陷南京，向江西进军，遭到了抗清武装的强烈反抗，爆发了以建昌为中心的益藩起义和赣州守城战役，其中包括了吉安战事。庐陵人民为抗击外族的侵入，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清兵攻破吉安城，长驱直入万安，威胁赣州。曾在明朝廷任过要职的吉水状元刘同升，见国土沦人清兵之手，十分痛心。他从福建辗转到江西于都，遇到曾在翰林院的同事杨廷麟，两人商议聚兵抵抗清兵的人侵。在赣州，他们偕同巡抚李永茂创立了“忠诚社”，集合三万多人，宣誓起兵。刘同升等高举抗清复明的旗帜，率师沿赣江而下，受到庐陵人民的欢迎，纷纷加入抗清的行列。不久便收复了万安，在吉安与清兵打了一场恶仗，取得了胜利，向北推进，收复了临江，半个江西光复。但是进兵受阻，只好退守赣州。此时刘同升已患重病，但仍不忘复兴明室的事业，每天与士大夫们讲忠孝大节，一片赤诚，第二年便病逝。清兵围困赣州时，曾任明王朝南京御史和南明唐王小朝廷吏、兵二部尚书的遂川人郭维经，受唐王之命招募8000兵士，救援赣州。郭维经率部偕同滇广援军与清兵进行决战，直至兵尽粮绝，众将士全部献身疆场，郭维经在赣州嵯峨寺自焚殉难，堪称壮烈!在抗清战斗中，安福县还涌现了一个侠肝烈胆的巾帼女杰刘淑英。她的父亲刘铎，曾在明朝廷任刑部主事，知扬州，被阉党魏忠贤陷害下狱。年少的刘淑英目睹了父亲受刑的惨状。父亲铮铮不屈、视死如归的气概，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清兵南侵后，刘淑英怀着对捐躯战场的丈夫的悲痛回到家乡。此时，刘同升等江西人起兵抗清。刘淑英怀着保家卫国的豪情，尽散家财，卖掉饰佩，招募安福一带的乡亲，组建了一支上千人的义军，准备投入到抗清的洪流之中。当时，反清武装打算联合出兵收复赣、湘，而一个叫张先壁的总兵却逗留在永新县不行动。刘淑英率部去加盟。张先壁见刘淑英不谈合作抗清之事，却厚颜无耻地提出要娶她为妻。刘淑英勃然大怒，拔剑追杀，吓得张先壁绕柱躲避。张先壁无奈，扣押刘淑英，把她的部队吞并后才释放了她。刘淑英到处寻求支持者，盼望再举义旗。她到湖南，又到广西，终归失望，回乡隐居，遁人佛门。刘淑英不但是抗清的志士，还是才高学广的女诗人，写了大量的忧国伤时、悲壮沉雄的诗文。

　　明代万历年问(1572～1619年)，基督教传人庐陵。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派人来吉安县的毛山岭、舍下村等地建天主堂，随后在吉安城区建了几所教堂。外国传教士在吉安组织教会团体，吸收信徒。随着列强对中国进行各方面的渗透和侵略，教会团体逐渐胆大妄为，包庇不法教民，欺压百姓，侵犯人民群众的利益，酿成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教会势力压迫的一个个“教案”。庐陵人民也不甘受外国教会中反动份子的欺凌，于光绪二十六年九月(1900年)，奋起反抗，捣毁了城西南的二处教堂，驱走教会头目，显示了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