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序塾相望

唐代以后，在科举制度的刺激下，地方政府和民间对教育较为重视，兴办了一些书院和州县官办学校。在广泛传播着封建文化知识、教化人民的同时，也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唐代庐陵的教育已起步，初见成效，到了两宋，则进入了快车道，不仅处于江西一流的处置，在全国也居上游，到了明代，又掀起了新的高潮。道光《吉安府志》中云：庐陵地区“家有诗书，人多儒雅，序塾相望，弦诵相闻”，并非溢美之辞。

书院、私塾多是民间开办的教育设施，在发展过程中，有的书院演化成官办，成为州、县官学的一类，有的私塾变成了学校。书院和私塾组织开始比较简单，并无固定的模式，教学灵活，逐步走上了规范。唐代中期，江西有一批书院兴起，据史载，具有一定规模和积德性质的书院１３所，而吉州就有４所：庐陵吉水的皇寮书院，唐贞观年间兴建，是我国私人最早创办的书院之一，刘庆霖创办；庐陵吉水的登东书院，唐乾符年间解世隆创办；泰和的匡山书院，后唐时的罗韬创办；庐陵县的光禄书院，开宝二年刘玉创办。这些创办者，或为地方官绅，或当地名儒。皇寮书院的创办人刘庆霖，原籍渝州（今重庆），在吉州为官，后在永丰居住，便建书院讲学授徒。匡山书院的创办人罗韬，在乡居住，朝廷曾征召他为端明殿学士，他托病不就，在乡间建书院聚徒讲学。朝廷还特地降敕书赞扬：“尔还乡后学者云从，馆起匡山之下，民风日善，俗成东鲁之区。朕既喜闻，无可嘉励，兹敕翰林学士赵风大书（匡山书院）四字为匾额”。明代的曾皋在《匡山书院记》中写道：“匡山之有书院也，肇自后唐长兴间。是时天下未有兴学之议，士大夫无讲于学者，洞晦罗先生崛起匡山，慨然以圣人之学为己任。朋来自远，书院筑焉”。当时，官学遭到了严重破坏，书院的创办开辟了新路，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地域和时间范围，为庐陵重教之风的形成和宋明两代文化的崛起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据不完全统计，从唐至清全省建有古书院１０７１所，而属庐陵区域有２７６所以上，占２６％左右。从后来科举的情况看来，凡及第人数多、优秀人才多的地方，书院也办得早和办得好。乡间农村的私塾，是普通农家子弟读书习字之处，教的是一些生产生活实用知识，后来也扩展为学些与科举相关的所谓圣贤之书。任教的多是乡间儒者，其中不乏确有才学之人，是传授封建文化的启蒙者。庐陵有多少这样的私塾，史无记载。

到了宋代，江西的书院发展很快，一些大族纷纷创办书院，主要供本族子弟读书，也吸收外地学子，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有的名气很大，成为文化学术交流的场所。据光绪《江西通志》等记载，宋代江西共有书院１４９所，分布于各州县的５０余县之中。宋时，江西的著名书院白鹿洞书院、华林书院、鹅湖书院和吉州的白鹭洲书院，在全国有一定的影响。清代学者李渔曾在《兴鲁书院记》中说：“江西名书院甲于天下”。江西书院之多，规模之大，教育质量之高，在宋代都居全国之首。这一时期的书院，实际上成了地方教育中心。北宋中期的庆历四年，朝廷倡导州县办官学，江西积极响应，州县立的学校纷纷出现。庐陵县学、泰和县学当年就设立了。

明代，江西的书院或恢复或新办，又呈兴旺，全省共有１６４所，属吉安府的有３３所，除宋代有一定基础的外，当时新创办的书院，在全国也有一定名气。如著名理学家程文德于嘉靖十五年在安福创办的复古书院，著名学者王圻于隆庆二年在万安县北门外创建的云兴书院，还有永丰三都的云邱书院，是名流聂豹讲学之所。这些学院，不仅是培养科举人才之处，还引来四方学者，成为理学传播、研讨的场所。

重视教育，普遍设立书院、学馆是庐陵文化兴盛、人才辈出的重要因素。据明人所撰的《吉安人文记略》载：“自唐宋以至明末，吉水有书院五十有三，居天下第二”，“吉水人无贵贱，无不读书”，以至“三尺童子稍知文章，吉水文风盛于江右”。此说虽然有些夸张，但吉水的确是文风鼎盛之乡，培育出了一批出类拔萃之士。于是衍化出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江南才子解缙在皇帝面前夸海口说家乡吉水村夫野老都会吟诗作对。与他不和的大臣不服，密报皇帝派员去查实，如是假的，就是欺君之罪。解缙幸好打探到了消息，立即派人潜回吉水，要私塾教师、落榜童生装扮成村夫，在要道旁捡粪耕地。待朝廷官员去乡间查访，所问之人果然出口成章。解缙凭机巧避免了一次责难。

书院的办学方式比较灵活，不仅是传授灌输圣贤之书，有时还请名儒大师前来讲学，传播学说。学生也可以参加讨论，发表意见，还可以游学求师，增长见识。文天祥在家乡私塾里受父亲督学，十多岁后到庐陵县的固江侯城书院求学，距他的家乡富田１４０多里路。在那里，留下了他倒植五株柏树立志成才的故事，至今还存活一棵。《吉安府志》中还有“万安鳌溪书院在渡头古社，宋文天祥游学于此”的记载。见多识广，才使文天祥在科举考试中大魁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