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科举盛况

科举考试，是中国历史的特产，它折射着中国中古以后封建社会文化的辉煌与衰落，记录了隋唐以后的历史风云变幻。隋朝的开皇年间（５８９年）朝廷推行分科取士以充实官员队伍，取代了魏晋以来选择任用官员的九品中正制。这种以“试策”取士的做法，打破了腐朽的门阀制，是中国历史上吏制的开创性变革，使无数出身贫寒之士也能出人头地，走上仕途。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科进士鱼贯而出，自豪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武则天开了殿试的先例，后来宋太祖赵匡胤亲自主持进士科考的复试，确立了殿试制度，使所有进士及第之人都成了“天子门生”。并形成了州试、省试（全国统考）、殿试的考试形式，定为隔三年一次。至明清，科举制度发展到极盛，形成了教育、科举、做官一条龙的体系，考试分为县试、院试、乡试（省试）、会试和殿试四级。乡试合格为举人，会试合格后参加殿试，取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二、三甲赐进士出身。取进士的名额各科不等，但均是择优录取，是最高等次的考试。举子们在全国范围内竞争，因而，中进士的多少，往往成为衡量一个地方文风是否昌盛、人才众寡的重要标志。中了进士，不但有了做官的资格，本人风光无限，乡人也感荣誉，在本族的祠堂前要立旗杆示之，于是，人们都以村上立的旗杆石多而自豪。

庐陵发达的教育和兴旺的文风造就了众多的举子进士，引得外地区的人羡慕不已，也引起了历史学家的关注，认为在赣中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内陆腹地，竟能产生出这么多的科举优胜者和杰出的人才，在全国也不多见，在江西更是首屈一指，值得研究。的确，庐陵学子们在科举考试中大展才华，在民族文化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据民国时的《吉安县志》载，庐陵郡在唐代产生了有姓名、有籍贯的四名进士，这是很不容易的。因唐代进士录取的名额很少，白居易考的那一次，仅取了１７名，一般只二三十名而已，整个唐代江西也不过只有进士６５名。可不知何因，省里的古代史料上没有记载庐陵进士之名，可能是疏忘了。到了宋代，庐陵学子便大出风头，连连夺魁。据吉安县籍的历史学家周銮书先生统计，宋代江西共产生进士５４４２人，其中吉州１０３２人，占３１．５％；明代江西进士３１４８人，其中吉安（不含新干、峡江）９９４人，占１９％，清代江西进士１７８７人，其中吉安２０５人，占１１．５％。据不完全统计，属吉州范围共考取进士３０００名以上，占全省１．１万多名进士近三分之一，就一个州或府而言，在全国可能是最多的。文化发达的苏州府，进士也只１７００多名。尤为值得称道的是，文进士中的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江西共有１０４名，属庐陵范围的有４６名，占全省的４５％。据李天白著的《江西状元谱》统计，江西一共产生过４１个文科状元，属古庐陵籍的有１６名，占３９％（一说１９名，有３名是庐陵籍，在外地参考）。分外引人注目的是庐陵中心地带的吉安县和吉水县，进士分别为６２５人和４００余人，两县进士千人以上，占全省进士的十分之一以上。数据是枯燥的，但每一个数字，隐含着多少悲欢、多少荣耀！科举制度于１９０５年宣告结束，近百年过去了，乡村仍然传颂着这些象征着家族荣耀的先祖的故事。

在千多年的科举考试中，庐陵地区发生了几件足以令人自豪的盛事。明建文二年（１４００年）科考，共取进士１１０人，状元胡广，榜眼王艮，探花李贯，头三名均为吉安府人氏。明永乐二年（１４０４年）科考，取进士４７２人，状元曾、榜眼周述、探花周孟简；二甲第一名杨相、第二名宋子环、第三名王训、第四名王直，都是吉安府人，前七名均被吉安人囊括，成为千古美谈。据周銮书先生考证，连续两届获进士前三名“团体冠军”的州府，吉安是绝无仅有，于是吉水民间便有“隔河两宰相，十里五状元”之说。吉安县万福一带的秀川村罗姓，先后有３３人中进士；梅塘的小灌村刘姓，有１７人中进士。这两个地方都远离州府治所，较为偏僻，培育出了众多的进士，实不多见。祖孙、父子、弟兄均为进士的家族，人才结聚的现象也不少。明代正统十年（公元１４４８年）的状元彭时是安福人，他的大弟彭华，６年后为会试第一名中了进士，小弟彭礼，２２年后又中了进士，都曾任朝廷重臣。明代永乐十九年（１４２１年）泰和人曾鹤龄中状元，他的孙子曾追，于５７年后为探花。明代崇祯十年（１６３７年）吉水人刘同升中状元，他的父亲刘应秋４６年前就是探花。“一门三进士，一门五进士”，在庐陵并不罕见。

尽管科举考试制度有许多的弊病，如考试内容僵化、形式单调、扼杀个性和创造精神、考场作假、录取舞弊等等，但毕竟是封建社会后期１３００多年来选拔官吏的主要手段，为各阶层人士进入上流社会铺了一条通道，举人进士构成了中国文官的主流。其中的有志有为之士，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先进力量，受到后人的敬重。庐陵地区的许多英杰，正是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施展自己的才华，为国为民建功立业，流芳百世。同时，他们也为家乡父老乡亲争了光，为乡梓的经济文化繁荣作出了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