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缙《游七星岩》草书手卷

刘勃舒《双骏图》国画

颜真卿《祖关》拓片

周炼霞花鸟扇面

文/王建民

“庐陵”之重

“庐陵”之名的由来，大概因秦时的先民结庐而居，此地又多丘陵之故。隋时改称吉州，元初才叫吉安。自从一代文宗欧阳修在《醉翁亭记》文末自得地道出“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后，“庐陵”一词便成为吉安人的精神家园。它所指代的，往往不局限于行政上的县域，而是整个吉安地区。

记得2014年冬，我在中央美院首届兰亭班进修时，和同学们一起去山东访碑研学。在曲阜孔庙前钟楼墙上的一块石碑上，我看到赫然刻着“庐陵陈凤梧”的名字，那时我心里油然升起一股自豪感——我们的乡贤竟然题名在孔庙！后来查资料才知道陈凤梧是明朝时泰和人，曾巡抚山东，而他之所以在姓名前冠以“庐陵”，自然有仰慕欧公以扬宗风之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从欧阳修的后人欧阳玄身上得以印证。欧阳玄是宋末元初人，他的祖先与欧阳修同宗，到他曾祖父时已迁居浏阳，但他在很多题跋落款时仍然署“庐陵欧阳玄”，这是典型的永不忘祖。

民国时期上海著名的女画家周炼霞，其父周鹤年是吉安人，以举人出身候补长沙知府，周炼霞出生在湘潭，但父亲为她取了个别号叫“螺川女史”，她的书斋就叫“螺川诗屋”，这其实就是她故乡的地名。20世纪90年代，在吉安城北入口的公路边就有“螺川小学”，现在的庐陵文化生态园就坐落在螺子山脚下。“螺川”二字，经常出现在周炼霞的画和印上，成为她身份的重要标志。

还有就是当代江西书坛耆宿，活了年近百岁的王克敌老先生。他70多岁从吉安师范退休后到上饶随儿女生活，创作的许多作品落款都署“庐陵王克敌”，这是一份剪不断的乡愁，更是源自对吉安的归属感和对庐陵文化的自豪感。

值得一提的是，当查证完所有展品作者的生平后，我发现他们几乎都有清名和正声，这一点待到观众细读作者简介时可以看到。这既印证了“艺以人传”的古训，也正好诠释了庐陵文化“文章节义”的精髓。

道义相助

苦于作品和线索有限，一开始我只想做个吉安近现代的已故书画家作品展，即便如此，有些人的作品还是难觅，这一想法便搁置下来。去年，吉安师范退休老教师田芳兰先生向我馆无偿捐赠了一批作品，其中就有我苦寻多年的欧阳同、朱碧波、朱艾南等老前辈的遗作，这又激起了我办展的兴趣。我把这一想法跟时任上饶美术馆馆长和南昌几位收藏界的朋友一说，得到他们积极的响应和支持，在他们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他们无偿提供藏品借展，遂使展品的作者队伍和展品数量越来越多，足以撑起一定的规模。

冥冥之中似有天助，春节期间我又陆续淘得明代状元罗伦、罗洪先和前文提到的山东巡抚陈凤梧的书法拓片，一下子把时间跨度又提前了两三百年！而展览的副标题，也由最初的“吉安近百年来丹青翰墨展”，不断改为“四百年来”“五百年来”，等觉得基本可确定下来后，南昌的王令策先生又发来一幅民国时期欧阳修《泷冈阡表》的老拓片。这个太好了，原碑已封罩再也拓不到，致使时间跨度又得往前移。本来这个展我只想做字画原件的，但这些碑拓太难得，于是将副标题改为“吉安先贤丹青翰墨拓片展”，再把颜真卿《祖关》《麻姑仙坛记》、泰和快阁的北宋黄庭坚《戒石铭》、南宋李纲《游青原山诗（局部）》拓片一并展出。这几个拓片都是非常难得、非常有意义的，尤其是颜真卿《祖关》和南宋李纲《游青原山诗（局部）》拓片，是青原山“四宝”中的两宝。

关于展品

由于时代久远，今天能见到的吉安先贤的墨迹并不多。像欧阳修、文天祥、解缙等人的墨迹，是国宝级的文物藏于各大博物馆。囿于见闻有限，有的已故乡贤被遗漏在所难免；还有的知其人，但作品实在难以借到或与家属沟通未果而未能展出。因为不在这次展出之列，所以图片也不收录进作品集里，期待下次有机会编写吉安历代书画集时再系统呈现。

此次展览，集中了57位先贤的作品90件（套）。分为书法、绘画和拓片三类。书法中有三件最为难得的作品：一是江西最后一位状元刘绎的家书，详细记录了他参加殿试中得头魁后的经过以及所费银两，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二是清代永新知县江仁徵的《朱老先生六秩寿序》，一手精严的正楷，洋洋洒洒12条屏，蔚为壮观。三是梁书先生写给他的恩师刘海粟的毛笔信札一通五页，见证了两位老人一生的师生情。绘画作品中最早的是清代永丰郭仪霄的墨竹和吉水罗虞臣的山水。最有亮点的是吉安四位上海美专毕业的师兄弟吴承燕、欧阳同、梁书、朱碧波作品同时亮相，欧阳同和朱碧波的画作存世极少，难得一见。徐悲鸿弟子、当代吉安名气最大的画家刘勃舒的骏马图当然不可少，他为“吉安美术馆”题写的馆名原件也是第一次展出。

而对先贤范围的界定，我们也放宽到本土本乡人和在吉安停留过工作过的异乡人。因此，远的如颜真卿（吉州司马）、黄庭坚（泰和知县）、王守仁（庐陵知县），近一点的像民国时名闻上海的书法家刘未林（抚州人，夫人是永丰人，他到过藤田并题写“金鳌学校”）也算在列。还有莲花朱益濬朱益藩两兄弟，因彼时莲花县还属吉安管辖，自然要算（何况作品上署名就有“吉州朱益濬”）。而像周炼霞、吴承燕、李超哉，虽不在吉安出生或很早便离开吉安，但都对家乡有深深的情结，当然也算。再有就是清乾隆时《四库全书》总裁、南昌新建人曹秀先撰并书的《重建西阳宫记》拓片，因是从吉安流出之物且名头甚健，大有可观，若不纳入实在可惜。

特别要说的是江西当代最负盛名的诗书画大家陶博吾先生。1938年抗日战争中，陶博吾携眷逃亡，到南昌后，在江西教育厅登记求职，被分到省立吉安中学任国文教师，随难民乘舟南下，经过吉水三曲滩（今名金滩）时，见一妇产子后弃婴于沙滩上，慨然作《弃儿行》。后又随吉安中学逃往青原山。因未能及时收到省厅寄发的生活费，只得在山中伐薪卖钱，作《负薪》诗。随着战争形势变化，他跟着学校东躲西逃，还到过遂川草林。1940年被聘到樟树中学任教，不久之后又随学校迁至万安罗塘，并在其间完成了《习篆一径》《石鼓文集联》《散氏盘集联》等几本著作，直到1944年举家迁回樟树。这些经历都写在他的年谱里，在吉安的近六年时间，是陶博吾学术生涯的重要时期，是吉安的山水在特殊时期给了他庇佑和灵感。这次也展出他的一件篆书条幅《禽鸟同乐》，以示吉山秀水对这位老艺术家的致敬和怀念。该作内容出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虽然有印无款，但属其典型风格，足能以管窥豹。至于大家耳熟能详的尹承志先生，尽量选择他不同时期和未曾公开展示过的作品，其中有一件紫藤花，作于1978年（55岁），落款“华华”，这是他的小名，尹老生前我听他说过这个名字，恐怕知道的人不多。

任何一件作品，都是作者凝固的生命。我想做的，就是打捞起历史的碎片，将它串缀成一个精致的“项链”，让后人知道：这些人，曾经真真切切地来过；他们曾认认真真地写过、画过。他们有长处，也有不足，但无疑都有他们那个时代的影子。我们保存它、研究它，从而鉴古察今，知道文化之河如何淌过，自己又该在历史中扮演什么角色，这才是收藏和展览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