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大儒黄宗羲说：“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此话道出江西在阳明学的发展史上地位很重要。王阳明曾出任庐陵知县，他注重教化，带动了江右王门学者对社会教育的重视。在吉安，社学、书院和讲学，构成了幼齿启蒙、高等教育与学术交流三位一体的教育系统，并成为庐陵文化的重要特征，影响数百年。

青原山全景图。   欧阳旭东 摄

吉安，古称庐陵、吉州，地处江西中部，开阔的盆地、众多的河流、湿润的气候、充沛的雨量，造就了一方繁衍生息的乐土。《礼记·王制》说：“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即不同的地域环境，会产生不同的习俗文化。细致、柔软、妩媚、精巧、繁复等南方特征本应成为吉安文化风俗面相，这里的民风却历来以“劲直澹朴”而著称。直率、刚正、重名节尊义气、轻屈服绌耻辱，是吉安人的性格和精神。地处江南的吉安，其实是有些北方气质的。

吉安有一条有名的路叫“阳明路”，是为纪念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而命名。吉安名人可谓多矣，而独以“阳明”来命名市区这一由东向西的干道，可见吉安人对王阳明的尊崇。那么多年过去了，王阳明踩踏这块土地的足迹，如今早已湮灭。当年的道路、楼宇、馆阁，也早已面目全非。但此地却不因朝代的更替、建筑的兴废，而忘却这位哲人。

车流、人流，白云的投影，喧闹的声音和由香樟、花园、招贴形成的色彩，构成阳明路现在的外观。当年我常常徜徉在阳明路上。它比现在静谧：两边是古老的法国梧桐树（它们栽种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装店、杂志店、文具店，和夏日傍晚必然会有的凉粉摊子、春卷摊子以及清汤店、夜宵店，构成常见的景观。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这条路与王阳明的关系。人们说去阳明路，脑子里首先映现的便是以上的店铺和摊点。包括我自己，当年在此读书，经常路过，但不会深究此地和阳明先生的关系。

二

思想史上的王阳明，可以说是在贵州开花、江西结果的。“龙场悟道”，缘于一次政治挫折，时任兵部主事的他，因反对当权派宦官刘瑾，被廷杖后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在那荒山野岭、天高皇帝远的边地，身心受到折磨的王阳明，慧根渐渐蓬勃。富有叛逆和怀疑精神的他，在龙场某个漆黑的夜晚，突然从床上坐起，仿佛一个启示在召唤他：天理非来自格物，而是来自人心！一场浩大的阳明学潮流滥觞于此夜。王阳明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开辟了一条“觉民行道”的路径，面向民众、通过民心觉悟，来达成对天下的改造。这与宋儒致力于“得君行道”，通过“顶层设计”来实现救世的理想不同。

晚明大儒、阳明后学黄宗羲说：“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此话道出江西在阳明学的发展史上地位很重要。若追述王阳明与江西的情缘，可上溯到弘治元年（1488年）七月，时年十七岁的他，奉父命前往南昌完婚。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1481年）状元，时任翰林院经筵讲官，陪皇帝读书，仕途似乎不可限量，但实际上他的仕途却并不如意。王华选择了江西布政司参议诸养和之女作为王阳明的婚配对象。新婚之夜，诸府喜气洋洋，高朋满座，准备拜堂时，新郎官居然失踪了。因婚礼无需王阳明操持，当天最无所事事的他，也许出于无聊，信步走到翠花街，走进了一个壮观的道观——万寿宫，偶遇一个相谈甚欢的道士，居然把成亲这样的大事给忘了。当他突然意识到此时他不应该在这个地方时，已是凌晨。诸府寻找新郎的人都已经回来，诸大人显得既焦虑又愤慨。当这位冒失的女婿终于出现，并道明原委后，诸参议心中一定懊悔这门婚事。文献记载，王阳明与夫人诸氏关系一直不佳，当与他新婚之夜“玩失踪”有关。

正德五年（1510年），时年三十八岁的王阳明出任庐陵知县。吉安迎来了正当盛年的王阳明——他从贵州龙场千里跋涉而来，因思索圣贤之道而殚精竭虑，加上贵州山区瘴气侵染，显得面目消瘦、形容憔悴。在白鹭洲畔的大榕树下，他弃舟上岸，前来恭候的臣仆和差役，将他迎入城中县衙。这条日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道路，此刻，正竖耳聆听这位传奇人物坚实有力的步履声。尘土在他布鞋的踩踏下，轻轻扬起，又缓缓落下。临街的茶肆、商埠、旅店里，好奇的人们往外张望。在我日后的回望和想象中，阳明先生漫步进入庐陵城的心情大抵是愉悦的。龙场悟道的振奋，在他心中激起的涟漪，还未散去。而来到欧阳修、文天祥这些令他敬仰的前贤的故乡为官，让他振奋的心又多了些恭谨。

但王阳明只做了半年庐陵知县，便被提拔到南京刑部任职去了，此后度过了一段堪称漫长的尸位素餐的闲职生涯。直到四十五岁那年，因兵部尚书王琼的举荐，被朝廷任命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正四品），重返江西，巡抚南安、赣州及福建汀州、漳州等处，重任则是剿匪。抚赣期间，王阳明充分施展“知行合一”才能，不仅屡出奇兵，扫荡山寇，由其弟子记录的著作《传习录》上卷也在此期间完成并发行，成为当时最大的学术事件，追捧者众。而他事功最辉煌的一笔当是——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前往福建处理兵变事宜的他，在途经丰城时闻知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叛乱，立即回转吉安，发布勤王檄文，调集官军，以少胜多，一举平定叛乱，并活捉宁王。

嘉靖六年（1527年）五月，王阳明授命镇压思恩、田州、八寨、仙台、花相等地叛乱，翌年秋平定。后肺病加剧，上疏告退，于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卒于江西南安青龙浦舟中，时年五十七岁。临终之际，弟子问他有何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三

王阳明在庐陵知县任上时间虽短，但他与吉安的情缘不浅。作为一代大儒，其思想对吉安影响深刻。当他来到庐陵开始事业新起点时，应是充满憧憬的。这片土地不仅孕育了欧阳修、周必大、杨万里、胡铨、文天祥等宋代名儒，就是在本朝也是煊赫显目的。作为中央最高决策机关的内阁，从永乐到成化年间，几乎为江西籍官员所垄断，解缙、胡广、杨士奇、陈循、彭时等内阁首辅，更是全部出自吉安。

吉安作为一个人文荟萃之地，思想必然活跃，对于一心想做圣贤的王阳明来说，此地适合作弘扬心学的法场。但吉安作为文献之邦的同时，也民风好讼。当地俗语称：“筠袁赣吉，脑后插笔”，意思是，筠州袁州赣州吉州等地老百姓健讼，随时准备与人打官司。

来到县衙，王阳明发现，接手的摊子有些像烫手的山芋，堆积如山的案子且不说，眼前就有一个棘手的问题亟待解决。简言之，即税费过重问题。王阳明到任后查阅公文，发现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吉安府一份公文，根据镇守江西等处太监王某钧牌，命府衙吏员，催促庐陵县召集全县里长、粮长，在本县收买葛纱上贡。

历史学者方志远在传记《旷世大儒——王阳明》中说：“镇守中官是中国地方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明朝从成祖永乐时开始，向边镇派宦官，称‘镇守内官’或‘镇守中官’。到宣宗宣德年间，内地各省也遍设中官，地位在巡抚文官和镇守武官之上，并专门搜刮地方特产，向皇帝进贡。”到武宗正德年间，由于刘瑾擅权，镇守中官数量猛增，他们与地方地痞相勾结，以上贡为名，行中饱之实，引起社会广泛的骚动。吉安府、庐陵县也未能幸免。

庐陵本地不产葛布，原先的岁额中，也没有葛布一项。王阳明经过了解后发现，正德二年，镇守中官姚某行文江西布政司，要求本省生产葛布的地区要抓紧采办，不生产葛布的县份也要根据原先田赋的多少，加派买布银两。庐陵是大县，一年的税银三千多两，加上岁办杉料、楠木、木炭、牲口等项，已达一万多两，是原额的三倍。现在因为连续几年葛布税银摊派不下去，经办的粮长、里长还被拘押在县衙。看来吉安“民风好讼”，也有官府需要检讨之处。正当王阳明心情沉重，寻思出路的时候，忽听见衙门外一片吵嚷声，原来是庐陵百姓得知新来了知县，便上门来反映诉求，希望减免无理摊派。看着眼前赤脚踩地、衣衫破烂的治下百姓，王阳明百感交集。他本就是做事果断之人，敢作敢为，当即许诺为百姓做主，申告上司，蠲免摊派。见多识广的庐陵百姓且信且疑地散去。不几日，公文下发，加派银两果然一概蠲免，百姓欢欣鼓舞。

原来，王阳明当天就向吉安府和江西布政司写了一份《庐陵县为乞蠲免以苏民困事》疏。吉安府、江西布政司大概对于王阳明的脾气有所了解，因而给予宽容。而当时的江西镇守中官宦官王某，也知道这位王知县是个犟脾气，加上他父亲王华是状元，此时正是皇帝的红人，得罪不起；而更直接的原因，还是害怕王阳明将他中饱私囊之事捅到朝廷，便不了了之。

王阳明在庐陵任上算是开门红。接下来他着手治理庐陵讼。他下发《告谕庐陵父老子弟》公文，称：庐陵为文献之邦，现在却以健讼闻名，连我做县令的都感到羞耻。如今正值农忙时节，又灾疫盛行，如果精力都放在打官司上，势必家中老少无人照顾，田中农事也要荒废。这样即使打赢官司，却使父母、兄弟、子女病死家中，田里因荒芜而颗粒无收，又有什么意思。从今往后，如有纠纷，先由里老调处，而对于专以争讼为能、诬告为快的刁民，县衙里有的是刑具，我之所以现在不用它们，因为庐陵是礼仪之邦，家家读书识理，只要讲明道理，大家是不会犯法的。但如果不听教诲、执意妄为，那就为国法不容，休怪本县动用刑具了。

其实明太祖四十岁立国之初就曾定下一套制度：如，为教化民众而建立申明亭和旌善亭，凡因偷盗、斗殴而被官府定罪的，都要在申明亭张榜公布，以起到警戒他人、防微杜渐的作用；而对于热心公益、扶危救困等善举，则在旌善亭张榜表彰。此外，为止争息讼，要求地方官挑选民间德高望重的老人，每里设一“里老”，专门处理乡里邻人之间的纠纷。若不经过里老调处，直接告到县衙，则叫“越讼”，不仅不予受理，还要接受五十鞭罚。只是这套制度渐渐成为摆设了。王阳明到庐陵后，恢复了申明亭和旌善亭，重新重用里老，并强化里甲制度，县城里十户为一甲，乡村则以村为单位，若遇“盗贼”，应相互支援，同时也可互相监督，起到保一方平安的作用。不难想象，经过一番整治，吉安民风顿时好转，诚如大儒湛若水所说，王阳明在庐陵“卧治六月而百物具理”。

四

王阳明注重教化，初到吉安时，便将教化作为社会稳定的重要方案，并带动了江右王门学者对社会教育的重视。在吉安，社学、书院和讲学，构成了幼齿启蒙、高等教育与学术交流三位一体的教育系统，并成为庐陵文化的重要特征，影响数百年。

公务之余，王阳明携弟子来到白鹭洲书院讲学不倦。但在短暂的县令任上，他是否游历过青原山，则在《王阳明年谱》中没有记载。自他离任后，弟子邹东廓等人在青原山办讲会，还在净居寺对面建立了阳明书院。可以说，书院成为传播阳明心学的重要场所。有明一代，吉安府书院数量达88所，不少与王阳明相干。王阳明到吉安后，由他及其弟子建立的书院，有复古书院、连山书院、复真书院、六一书院、复礼书院、云邱书院、江阳书院、识仁书院、中道书院、一德书院、明新书院等。如邹东廓建立的复古书院，“以集生徒讲学，春秋两季，凡乡大夫在郡邑者，皆与会”，以至于“风动邻郡”。后人还在书院中建立起三贤祠，以祭祀王阳明、程松溪、邹东廓三贤。

讲会的兴盛，是王阳明来到吉安后的另一文化标志。其发展本身便与书院的兴盛相伴随，但讲会的场所不囿于书院。当时与江右王门直接关联的讲会场所达数十处之多。如嘉靖五年刘师泉、刘梅源在安福创立的惜阴会；嘉靖年间由邹东廓等在吉安青原山创立的青原会、在安福创立的东山会，由胡庐山等创立的五人会，邹南皋所创的仁文会、兴文会，刘泸潇创立的志仁会，朱叔相建于安福的近圣会馆，王塘南、陈蒙山建于庐陵的西原会；万历年间建于龙泉（今遂川县）的文明会，等等。胡庐山等人的五人会也许是规模最小的讲会了，而最大的讲会莫过于由安福惜阴会扩充过来的青原惜阴会，讲会规模达数千人之多。邹东廓《简方时勉》云：“鄙邑惜阴之会举于各乡，而春秋胜日，复合九邑及赣、抚之士会于青原，交砥互砺。”九邑即指吉安府全境，可见其覆盖面之广。清儒沈佳《明儒言行录》卷八载，邹东廓家居时“与其乡人刘邦采、刘文敏、刘阳、欧阳瑜等建复古、连山、复真诸书院，为四时之会。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为大会，凡乡贤士大夫偕与，远者年聚，近者月会，小会人百，大会人千。绛帷一启，云拥星罗。”讲会对阳明心学的传播功不可没，仅邹东廓一人，一生中举行的大小讲会达七十余次之多。王阳明及其弟子的讲会，对吉安以至江西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着巨大推动作用。

对于这一盛况，浙中王门弟子王龙溪也不禁赞叹说：“先师倡明此学，精神命脉半在江右，故江右同志诸兄传法者众，兴起聚会，在在有之，虽未能尽保必为圣贤，风声鼓舞，比之他省，气象自别，不可诬也。”（《祭邹东廓公文》）

青原山在庐陵县“城南十五里，赣江之东”，地处丘陵当中，盘亘数十里，由象鼻峰、狮子峰、玉带峰、翠屏峰、驼峰等诸多小山峰组成。山中树木葱茏，碧潭飞瀑，山径环绕，景色可人。禅宗七祖行思（今安福县人）驻锡于此，开禅宗青原一系。青原法系后发展为曹洞、云门、法眼三支，因而行思亦有“三宗鼻祖”之誉。王阳明在佛氏之外，在行思的道场，掀起一场思想学术的风暴，其影响不亚于行思。而阳明后学罗大纮，对阳明开启的青原讲会的历史发展，有详尽的描述：

青原会馆，明正德间，姚江王守仁令庐陵，安福邹守益从游青原山，讲良知之学。其后会讲者吉水罗洪先、永丰聂豹、泰和欧阳德，于是青原讲会称邹罗聂欧。守仁继抚虔州，良知之宗，吉州尤盛。厥后，塘南王时槐、庐山胡直、龙山刘方兴、两峰刘文敏、绪山钱德洪、泸潇刘元卿、龙溪王畿、永新甘采，皆相继会青原……万历间，吉水邹元标、刘同升，泰和郭子章，倡明姚江之学，会讲青原。

（清乾隆间《庐陵县志》）

王阳明从庐陵县令升迁后十年的某个上午，即正德十五年（1520年）六月十八日，在弟子邹东廓等人的陪同下来到青原山，作《青原山次黄山谷韵》一诗，并手书“曹溪宗派”。至今，勒有这几个大字的青石，依然矗立在净居寺院内。重回吉安，王阳明心中应有着不同的感受。是年，是王阳明在吉安起兵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的第二年。此时，经过南赣剿匪、宸濠之叛，王阳明应已历练得非常成熟，他的文治武功，得到尽情发挥，事业来到了辉煌的顶点，自小希圣的愿望，相期未远，已然成为学术权威。但是，他在《青原山次黄山谷韵》诗中，却寄寓了一种仕途险恶、放身自然的情怀，可知他内心的清醒和沉郁。

五

王阳明率弟子游历庐陵青原山后，面对钟声回荡的古寺深刹，流水萦绕、树木丛生的层层峰峦，飞瀑碧潭的山涧幽境，生发出多少豪情和诗意。青原山自唐以来，一直是文人雅士乐于游览的胜景，至今，都留有杜甫、颜真卿、苏轼、黄山谷、文天祥、李纲、周必大、胡铨以及本朝大学士解缙、杨士奇等留下的题咏。如果在此论学歌诗，让自我“与天地精神往来”，不失为人生快事。

他手书“曹溪宗派”四个大字，应是想到了当年七祖行思在此倒插荆条，蓬勃生长的古荆预示着其佛理传承千年而不竭。王阳明在青原山撒下一颗思想的种子，期望也能如行思弘法一般，长成一棵心学的大树。

陪同在身边的吉安大弟子邹东廓，将王阳明的愿望铭记在心。14年后，即嘉靖十二年（1533年）七月，由邹东廓等召集的第一次青原大会，在这里举行。《青原嘉会语》云：“嘉靖癸巳年七月既望，同志咸集于青原，以从事于君子之学。东廓子守益喟然叹曰：‘兹会也，先师尝命之矣。乃于今十有四年，始克成之，兹惟艰哉！’”可以想见，这14年，为筹办青原讲会，邹东廓等付出的艰辛，但也须看到，这十几年间，阳明心学声誉甚隆，王阳明因先前平定宁王叛乱封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影响巨大，进一步推动了阳明心学的传播，也为青原大会的筹办创造了条件。

16世纪40年代以来，进入青原讲会的黄金时期，王阳明吉州四大弟子邹东廓、罗洪先、聂豹、欧阳德，不遗余力地讲学于青原等地，并吸引了大批外省学者参与，使青原大会成为当时跨地域的大型学术聚会。由于讲会吸引大量同道参与，以至于净居寺内的僧舍容纳不下，于是在寺旁建会馆数十间，并以学田供应讲会开支。会期也比通常小型聚会要长，如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的青原会，自六月二十五日开始，七月二十三日方结束，时间近一个月。随着邹罗聂欧等王门一传弟子在16世纪60年代之后纷纷去世，青原讲会曾萧条了一阵，但又在王门二传弟子手中焕发生命：王塘南、胡庐山、陈蒙山、刘泸潇、甘采等又相继主盟；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罢官回乡的吉水人邹元标也在青原山推动讲学。青原讲会不仅推动了君子之学的发展，而且对庐陵乃至江右的文化建设也功不可没，但儒家讲学占用释家场所，鸠占鹊巢，终归不合理，对此明末遗老、曾出家主持净居寺的大学士方以智，就有过批评。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阳明后学在寺外前山建有传心堂，将建在寺内的五贤祠（祭祀王阳明、邹东廓、罗洪先、聂豹、欧阳德）和青原会馆移出，将原来的占地归还寺中。

随着王门一传、二传弟子先后离世，王门后学对于阳明心学的阐释便有偏离师道的倾向，因而流弊横出，加上万历年间张居正强势禁毁书院，加剧了青原会的式微。清代康熙元年（1662年），分守湖西道的江西布政司参议施闰章慕名游览青原山，但见寺外荒祠别馆狐兔出没，无人问津，作为王门泰州学派罗汝芳的再传弟子，他不禁泪湿青衫，感伤不已。身为执政一方的大员，他有能力和气魄重振阳明学，于次年重修了传心堂和五贤祠，并在青原山和白鹭洲书院再度倡导讲学。

吉安是尊孔孟道学问之地，古人无不视道德文章为人生旨归。无论是宋儒，还是王阳明——他们的思想都在此得到广泛、深刻的传播。“青原之山高入云，螺江之水无纤尘。”在青原钟声的激荡中，在赣江之水的日夜奔流中，吉安的文脉和气场犹在。那些历史中的背影不被风雨模糊，其人其文，都熔铸在青山的轮廓和烟岚里，被后人追忆和感知。

阳明书院。   吴建华 摄

文/ 李晓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