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陵自古就是人文故郡，青山秀水孕育了灿烂瑰丽的庐陵文化。清《江西通志》载：“庐陵文风盛于江右，人多儒雅。”《四库全书》所收录庐陵人士的文学作品，竟有3850卷之多。

崇文重教是庐陵人的传统，这里孕育了以“追求一流、坚守气节”为思想精髓，以“放眼天下、崇文重教、传扬家风、团结拼搏、忠义报国”为行为特质的庐陵文化，史传庐陵“家有诗书，人多儒雅，序塾相望，弦诵相闻”。就连山间茅屋也可以听到书声琅琅，人谓“茅屋底下出公卿”。欧母画荻教子、杨万里训儿有方、文仪教子报国、刘髦撰箴言警儿孙、龙自修遗留经书给后人等典故，是庐陵文化中崇文重教的真实写照。

宋代以来，崇文重教的氛围在江西尤为浓厚。“至践者能诵《孝经》《论语》，晓知其大义。凡城郭闾巷、山溪林谷之中，无不有学。”这是明代大学士杨士奇描绘的庐陵学习风气，使得江西地区拥有了基数庞大的科举人才。自唐至清代，吉安地区先后创建的书院学馆，有文献记载的共269所，是江西的四分之一。明朝时期，全江西约有书院1000所，吉安就有170多所，占全省的六分之一以上。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在南宋淳祐元年（1241年）由吉州知州江万里创办的白鹭洲书院，理学之风著于海内，先贤名人享誉天下，成为与白鹿洞、鹅湖、豫章齐名的江西四大古书院之一，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栋梁之材。他们既是治国安邦的宰辅栋梁，又是久负盛名的饱学鸿儒，留下了流芳千古的诗词歌赋和耀古烁今的累累著述，谋天下之大利。

官学兴盛的同时，民间开办书院、私塾之风更甚。唐乾符年间解世隆创办的庐陵吉水登东书院、后唐时罗韬创办的泰和匡山书院、开宝二年刘玉创办的庐陵县光禄等书院，皆为地方官绅或当地名儒创办，乃至民间私塾则是凡村有塾，大村子甚至有十几个，如吉水谷村私塾，总数不可计量，成为一方文教之风的兴盛之地。

“日望赣江千帆过，夜观蜀口万灯明。”600多年前，明代大学士解缙，站在蜀水和赣江交汇冲积而成的泰和县蜀口洲，脱口吟出这副名动一时的楹联，至今仍传为佳话。蜀口洲，仅欧阳氏一门就出了21位进士，其代表人物欧阳德，师承王阳明，邀请王阳明多次前来讲学，王阳明所题写的“复亨堂”牌匾仍悬挂在古村祠堂。

在封建时代，科举是读书人入仕的最重要途径，学而优则仕是莘莘学子梦寐以求的不二路径。从五代十国到清朝，庐陵科举文化蓬勃发展，涌现出17位状元，18位宰相，3007名进士，居全国地市一级前列。明代建文二年（1400年）庚辰科和永乐二年（1404年）甲申科中鼎甲3人均为吉安人，这种“团体双连冠”现象在中国科举史上绝无仅有。

“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十里九布政，九子十知州”的歌谣，道不尽古庐陵的文风鼎盛。唐宋八大家之一、庐陵文化的先驱欧阳修，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诚斋体创始人杨万里，南宋民族英雄、杰出诗人、文学家文天祥，台阁体诗派创始人杨士奇，明朝大学士、江南才子、《永乐大典》总撰修解缙等人，为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优秀的人才方能写就卓越的著作。自南北朝至清代，吉安有编撰者2577人，著述共计5717种。大文豪欧阳修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创作了《醉翁亭记》《泷冈阡表》等精品散文，编撰了二十四史中的《新唐书》《新五代史》。北宋泰和人曾安止撰写我国第一部水稻品种专著《禾谱》，为水稻生产作出系统总结。南宋宰相、吉安县人周必大退休回乡后，主持刻印了大型类书《文苑英华》1卷，使宋代以前大量的文史资料得以流传，创中国私人雕版印刷图书之最，为中国文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吉水解缙主持编撰的《永乐大典》，辑入图书七八千种，分装1万多册，共3.7亿多字，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早的百科全书。参加这项浩大工程的吉安学者有34人。

庐陵人会读书，但不读死书，他们始终追求卓越，勇于创造。宋代吉州窑享誉全国，木叶贴花瓷被奉为绝品，北宋永丰人曾民瞻发明的晷漏计时器，比欧洲人发明的钟表要早三百多年。明代安福人欧阳必进发明的人力耕地机，是我国古代第一台机械耕地农具。明清之交遂川郭维经父女木材材积计量法“龙泉码”，为世界上最早的原木材积码表。明代吉水人罗洪先绘制的《广舆图》，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册分省地图集，开中国地图绘制出版之先河。这些先贤的发明创造，代表了我国古代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在中国科技史、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文/郑少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