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后滨

我在不同时间里结识了许多吉水籍在外求学和工作的人士，咏梅是他们当中颇为特殊的一位。她的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执着精神，总能以诚挚之心打动人。仅有的几次交谈中，能够感觉到她质朴的乡土气息，乡音乡情，毫无雕饰。

咏梅最近完成了自传体作品《洋葱与胡萝卜》，嘱我写序。来信中说，我有一个愿望，就是记录下改革开放40多年来家乡的人文与自然环境的发展与变迁。说实话，咏梅的这篇自传体作品我只是约略了解一个大概，但感佩于她年纪轻轻就写自传的坦荡与勇气，也为她言谈中流露出的真挚乡情所感染，出于一个历史学者对咏梅作品记录家乡变化的时代意义的关切，我犹豫再三还是接受了这一邀请。虽然咏梅出生那一年我已经离开家乡到北京上大学，但同为吉水乡村哺育的读书人，我自感惭愧，未能像咏梅一样始终立足乡土为家乡做事，借此机会，愿意谈点自身成长经历和感受，回应咏梅记录吉安乡土社会变革的要求，以附骥尾。

我出生的年代，偏远的山乡也逃脱不了“大革命”的劫难。据父亲回忆，那个时候他藏过土地庙的菩萨和村里的旧族谱，算是为宗族文化传承做过贡献。童年记忆中，吃不饱和睡不够是最为刻骨铭心的，以至于几十年后对“饥饿”的记忆仍使我不愿浪费一粒米。家里兄弟姐妹众多，父母挣的工分不足以养活这么多人口，好在我们在磕磕绊绊中顽强地挣扎，兄弟姐妹都得以长大成人。而且有奶奶照顾，童年的时光多了一抹温馨的色彩。在家族的系谱中，我是长房长孙。所以，我从小就得到奶奶特别的关怀。这种关怀近乎溺爱，使得我的性格中缺少了同辈人普遍具有的闯劲。我不能因此怪罪奶奶，毕竟她是年轻守寡带大了我父亲，毕竟我家几代单传，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饱受过酸辛。

我念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时候，大队的“五七”小学还设在村里。冬天上课的时候，奶奶总把小火笼的火炭铲满，送进教室放到我的座位下。有时候还在火笼里埋上一个红薯或芋头，作为课间的零食。1970年代初的农村小学，流行的是半工半读，我们经常要派去砍荆条或小山竹，而瘦小的我自然常常无法完成任务，觉得在小伙伴面前很丢人，而且还要担心老师的严厉批评和指责。这个时候，奶奶经常会挺身而出，亲自带我去学校，将少得可怜的劳动收获过秤，老师也就不好批评我太厉害了。奶奶是有名的大嗓门，也许仗着她在村里辈分最高，也许还和她做过儿童团员有关，反正她不怕老师，甚至连什么官她都不怕。村里来了下放蹲点的干部，有些人家颇显巴结之态，请到家里吃饭。而如果不是派饭到我家，奶奶一般不会主动邀请，即使派到了，有人愿意请的话，奶奶也很乐意让出去。干部们吃饭后都要给粮票付饭费的，父亲一般都会客气地推辞，但奶奶则干脆地接过来，说他们就应该给。我记得父亲因此还和奶奶吵过架。

七十年代末我到离家7公里的公社中学上初中了，每周回家后返校都是奶奶到送到村口。村口有一座清代修建的石拱桥，过桥就算出村了。每次送我上学走到石拱桥上，奶奶都要检查一遍我挑的柴和米是否装结实了，还总是会给几角有时候是几分零钱，然后是一连串的嘱咐，说得最多的是要争气。现在想起来，她确实是把对父亲的期望转移到了我的身上。父亲七岁时，爷爷去世，五十年代末，奶奶得病，孤儿寡母，无人照料，父亲中途辍学。她无数次和我说起此事，沉重的遗憾之情溢于言表。也许在爷爷去世的时候，她有过什么承诺。从童养媳走过来的年轻守寡的底层女性，对一个家庭或者说一个家族的责任心，竟是如此之重。

八十年代初，我考上了吉水中学，第一次来到县城。高中三年是艰辛而充实的，校园里的蛙声与蝉鸣，陪伴着寂寂寡言的青葱少年，高考则意外考出了一个好成绩。大学录取的消息，是在公社任职的堂兄接到县里电话后到田间通报的。父亲当场要我放下肩上挑的公粮，拿着堂兄给的10元钱，在公路上等班车去县城领取通知书。据说我是恢复高考后第一个考上北京大学的本县学生，那个时候还没有大红榜和奖学金之说，但在我的家乡十里八村也算是一件轰动的事，足以引起各方的关注。对我的家族来说，我可能是自宋代出过进士以后近千年间考试成绩最好的一个，传承有序的族谱可以为证。当年，整个宗族的热烈庆祝可谓盛况空前。同族比邻的几个村庄轮流做东，杀猪宰牛，祭拜祖宗，男女老少，欢聚祠堂，连放三个晚上的电影，给在北京的长征老干部写信报喜。现在想来，这种宛若回到古代的宗族庆典，无疑是传统庐陵文化在新时代乡里社会的复活。进京求学，大学任教，我因此完成了一次身份的转变，从拿半劳力工分的农村后生，成长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今年还领到了“从教三十年光荣证书”。

因为研究历史的缘故，我的学术工作与家乡的历史文化多了一些关联。欧阳修、杨万里、文天祥、解缙、罗洪先等庐陵先贤，都是激励吉安后辈的精神力量，也是我教学研究的关注对象。宋、明时代文化昌明的吉州，值得我们在整体史视野下深入研究，文化繁荣的背后一定有着特定的时代际遇与人文生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有幸和这些庐陵先贤同饮一江水，庐陵文化中注重文章节义的传统在这片土地上千年不绝，普通农家子弟对知识改变命运的信仰支撑我们顽强地面对一切困难，读书上进。这种力量，我常常在吉安同乡包括咏梅和她笔下的人物身上感受得到。近代以来，吉安的基础教育和师范教育取得了优异成绩，庐陵文化的精神力量发挥了很大作用。以咏梅就读的吉安师范为例，在其105年的办学历史上，培养了数以万计优秀的中小学教师，也培养了诸多优秀作家，以及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

咏梅不畏艰辛，勤于著述，又何尝不是庐陵文化在当今复兴的一种原生动力呢？她来自乡村，情系故土，但愿通过她细腻的文笔，能够呈现出个体生命中烙上的时代印记，描绘出复杂脆弱的乡土社会中的奋斗身影，为庐陵文化发扬光大留存下宝贵的精神记录。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