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陵文化生态园文章节义坊        

■李梦星 文/图

2009年下半年，吉安城北的庐陵文化生态园经多年筹备正式动工建设，要在螺子山下园区的东大门建座大牌坊。牌坊叫什么名呢？我们文化工程组的同仁经反复讨论，认为应该表现吉安历史文化最典型的特征，商定就叫“文章节义”坊。东门入口正面坊额书“文章节义”；背面书“江南望郡”，以表经济和社会繁荣，还配以相关的楹联，都由知名书法家书写。牌坊庄重而典雅，是园区的地标建筑之一。

为什么选“文章节义”四字为坊额？因为吉安自古被誉为“文章节义之邦”。在古代，“文章”的含义是指精神面貌、道德风尚、礼义法度、文明程度，后来引申到诗文词章等；“节义”指的是气节操守和信义。其实，这个荣誉本是给整个江西的。那是吉水人杨万里去世后，宋代朝廷要给他封个谥号。封个什么名称才恰当呢？大臣们讨论良久。最后主管的李姓官员说，本朝的几位名相，如刘沆、欧阳修、周必大、王安石等；几位忠烈名臣如胡铨、杨邦乂等都是江西人，他们忠贞节义，又是文坛骁将，江西称得上文章节义之邦。杨万里与他们同乡同类，诗文有名，又很有气节，就封个“文节”的谥号吧。他提到好多个宋代江西籍名士，其中大多数都属古庐陵籍。这个称号源自庐陵人,自然,家乡庐陵也就当仁不让享有这个荣誉了。

“文章节义之邦”的美称，是古庐陵最具特征的文化符号。“文章节义”的风范人物在我国其它地域也不少，但在庐陵显得更为集中和突出，成为庐陵人文的主体特征。

最早论述“文章节义”含义的是吉安县籍宋代名相周必大。庐陵杰出乡贤欧阳修谥文忠，杨邦乂谥忠襄，胡铨谥忠简，因号“三忠”。南宋时为崇祀这三位乡贤，在庐陵城兴建了“三忠堂”，让后人见贤思齐。周必大在《三忠堂记》中说：“文章，天下之公器，万世不可得而私也；节义，天下之大闲，万世不可得而逾也。”这三位都是以文章节义并重而闻名。欧阳修为文坛宗师，公忠为国；杨邦乂国难当头，视死如归；胡铨奏斩奸相秦桧，反议和反投降，名震天下。后来，三朝重臣周必大逝世后谥号也是文忠，杨万里谥文节。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元朝统治者杀害，不可能给他封谥号；但原先流亡东南的南宋小朝廷授给了“少保信国公”头衔；到了明代，泰和籍内阁首辅陈循上书，请补谥文天祥为“忠烈”。于是，宋代六位著名先贤欧阳修、胡铨、杨邦乂、周必大、杨万里、文天祥，被尊为庐陵“五忠一节”。他们无一不是文章节义并重的典范，明清两朝吉安城里和他们的家乡先后建了多座祠堂以纪念。

自从周必大提出“文章节义并重”这一衡量庐陵人物的标准之后，许多后学便以这一标准来勉励自己，以致成为一种传统和风尚。一代又一代庐陵的仁人志士，以此当作遵循的人生信条和追求的目标。他们不管是从政还是治学和做人，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始终保持高洁的操守，注重道德的修养，并且博学多识，能诗善文，在经世治国、文学艺术、史志文献、典籍文论等领域取得了成果，建立了功勋,在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文章”和“节义”，看似两个概念，其实紧密相关。“文章”再好，如果丧失“节义”，就必然受人唾弃，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已被无数的史实所证实；当然，“节义”也要有好的“文章”做支撑和表达。

欧阳修和文天祥，竖起了文章节义的两面旗帜，感召着代代后人。因而，庐陵先贤在不断求学求知的同时，格外注重气节，做堂堂正正的君子。千年间众多的名人，多是做人正直不阿，做官清清白白。特别是宰辅、“三司”首领、尚书、巡抚等位高权重的官员，在仕途上有浮有沉，历经坎坎坷坷，但大多是因忠正直谏或政见不合，而受到贬谪或受牢狱之苦，甚至家破人亡。几乎没有谁是因贪赃枉法、腐化堕落、徇私谋利而受到国法惩治的。他们所受的冤屈，基本上得到了澄清和平反，往往还会受到重新褒奖。正如唐代诗人孟郊所颂：“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这种十分突出的人文现象，在我国地域文化中并不多见，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

2012年前后在城南新建吉安市博物馆时，我受市主管部门委托拟制布展大纲前五稿，后来主办方又作了修订；在文史组成员讨论最终布展方案时，集体议定设专室集中展示庐陵“五忠一节”，以弘扬传承“文章节义并重”的精神，让这面历经风雨而不褪色的大旗世代飘扬。

朋友，如果你还没到市博物馆看过，可否抽点时间去感受一下呢？如果到过，可否再去看看，可能会有新的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