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庭松

唐代诗人刘禹锡，大名如雷贯耳；宋代廉吏刘禹锡，却鲜为人知。

刘禹锡，初名珪，字秀成，绍兴二年壬子科张九成榜进土。庐陵永丰人，与大名鼎鼎的欧阳修同乡。其事迹见于《同治永丰县志》《万历吉安府志》《光绪吉安府志》和《宋元学案补遗》第三十四卷。各书记载大同小异，在细节上略有出入。

值得注意的是，《宋元学案补遗》中称安福刘廷直为禹锡弟，曰：“绍兴初年复诗赋科，（廷直）与兄禹锡同升里选，而先生在第二，州闾称‘二刘’。已而禹锡登科，先生登十五年进士第。”然《万历吉安府志》有《刘廷直传》，并未提及两人的兄弟关系，《同治永丰县志》亦无刘廷直传记。不知《宋元学案补遗》所据何在，抑或误将两刘禹锡视为同一人。

刘禹锡是位态度鲜明的爱国者。在南宋初期，是抗金收复失地，还是和敌以求苟安？这是摆在每个士大夫面前的选择题。选择战，意味着爱国；选择和，意味着卖国，这当中没有任何模糊的余地。刘禹锡中进士后，“授筠州司理参军”，按照南宋的规矩和制度走上了仕途。但直到虞允文为左相，才得到推荐的机会，“表署江州观察推官，擢朝散大夫，守鄂州，兼领荆湖北路提刑。”这当中刘禹锡沉寂了三十多年。而这正是秦桧当政，不余遗力推行投降路线的时期。和胡铨、王庭珪等庐陵俊杰一样，刘禹锡用行动和秦桧划清界限，放弃荣华富贵的追求，用自己的气节撑起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刘禹锡是位意志坚定的主战派。他“尝诣阙上书，请乘北边岁饥，选将调兵，复中原，修陵寝。”尽管上书极有可能在秦桧死后，然奸臣虽亡，路线还在，党羽汤思退们仍然在顽固推行。不曾想，金兵在海陵王完颜亮的主导下，制定了灭亡南宋小朝廷的计划，“霍霍”的磨刀声清晰可感。在这样的压力下，高宗不得不暂时倒向主战派。因此对于刘禹锡的上书请求，皇帝出人意料“嘉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中书舍人虞允文临危担当，在军事主帅李显忠未曾到任时，当机立断，以参谋军事之任担代理主帅之责。振奋士气，一鼓作气，取得了采石矶之战的胜利，使得南宋转危为安。之后，主战派在朝廷中暂时占有上风。乾道五年（1169年）虞允文拜相，这位爱才的良相，非常愿意成为主战同志政治上的伯乐，他将刘禹锡录入《翘材馆录》。正是虞允文的力荐，刘禹锡得以在人生晚年，还能出仕为国效力。

刘禹锡是位受人尊敬的清官。《光绪吉安府志》记载：“时有误犯死刑者，禹锡平反之，及归，持金帛来谢，固辞不受。从者私纳之，事觉，索而投于江。从者载一缸于舟尾，命碎之，曰：‘毋污我’。”当官要为民做主，发现冤案及时纠正，避免了一起人头落地事件，这对当事人来说，不啻再生之恩。当事人送来真诚的“感谢费”，刘禹锡断然拒绝。没想到身边的人竟然收下，刘禹锡发觉后，没有疾言厉色，而是直接将金帛投江明志。即便是不值钱的“一缸”，也要当场打碎，绝不能让名节蒙尘，操守碎地。刘禹锡秉一身正气，行无言之教，为从者树立了楷模。致仕归家，他“筑清风台，吟咏其中”，自得其乐。后来这清风台变成了清风书院，朗朗书声中，刘禹锡的精神和情操激励着一代代的读书人。吕本中《官箴》中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能照箴言做的，都是心中装有老百姓。老百姓心中有杆秤，好官在他们心目中自有分量。《宋元学案补遗》中称赞刘禹锡：“为政以宽为本，民爱慕之，不忍欺。”这“爱慕”和“不忍”，就是老百姓对清官的最高评价。

煌煌文章在，铮铮节义邦。刘禹锡不负桑梓不负学，他所展示的庐陵风骨，后人不应也不会忘记。这位“雅静博闻”的廉吏，虽然没有留下任何诗文，但他用一生的立身行事，写就了夺人风采的精神长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