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庐陵老街牌坊        

古称庐陵的吉安拥有千年辉煌，可庐陵文化的名称诞生不过20余年。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概念，不是哪位权威确定的，更不是行政单位命名的。而是或因行政区域，或因地理方位，或因突出特征，在某个历史时期被学术界提出，得到公认才流行。但前提是要有悠久的历史和典型的共性特色，有代表性人物或人文现象，并得到历史的检验和人们的认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到了一定的阶段人们达成了共识，才会确定和流传。庐陵文化的概念具备这些条件，就应运而生了。

庐陵文化的概念何时“出炉”和“闪亮登场”？怎么被人们认可的？目前尚无权威发布。据我所知，早就有此称谓。20世纪80年代中期，吉安师专就有教师提出研究庐陵历史文化，以名人为主，但只是限于学术界较小的范围内。真正流行开来，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江西新闻宣传和文化教育界的专家发起了持续数年的大讨论，探讨如何总结赣文化经验，如何在新时期弘扬、开发赣文化。《江西日报》开辟了专版，举行过专题学术讨论会，出版过论文集。当时，什么是赣文化？有没有赣文化之说？江西文化能不能称赣文化？赣文化的含义是什么？专家们各抒己见。但都认同一个史实，就是赣文化的主要支柱，一是庐陵文化，一是临川文化，另有豫章文化等。通过媒体的宣传，庐陵文化之名被更多的人知晓。

1996年春，吉安师专召开了首次吉安名人研讨会，由我的老师刘文源和同学彭犀帧等发起和组织，我参加了会议。同时还成立了研究会，逐步向外推介庐陵文化这个名称。那时，吉安有的人不认同。我记得，学者们打算像省里研讨赣文化那样，在吉安的报纸、电视台介绍一下庐陵文化，开设专栏，因意见分歧而搁浅。主要理由是有人把庐陵文化限于古代庐陵县范围，说秦汉时新干和安福和庐陵县同时存在，庐陵文化不能包含现全吉安市范围。但这观点难以成立，因为庐陵在汉末升为郡、隋代改为吉州后，新干和安福的归属发生了变化，不只是秦时并列的局面，而是长时间的从属关系。经后来的研究不断推进，庐陵文化的范围包括全吉安市辖区的观点，得到普遍认同。

为此，吉安宣传文化部门和学术界不断努力，不断推出研究成果。尤其是2001年春，吉州区为筹建城北庐陵文化生态园，请吉安县籍著名历史学家周銮书先生作庐陵文化学术报告，反响强烈，引起市委领导关注和重视，请周先生再给市直单位干部做专题报告，继而到6个县宣讲，引起轰动，影响深广。我陪同恩师，参加了好几场报告会，受益匪浅。十多年过去，庐陵文化的概念不仅被吉安党政界及社会各界所接受，也得到了外界以及各级理论学术界的认可。

那为什么吉安传统文化称为庐陵文化，而不称吉州或吉安文化呢？我认为有这几个原因：

首先，秦初就有庐陵县名，汉末升格为庐陵郡，所辖区域包括了今吉安大半面积，作为行政名称出现在史册中2200多年。吉州之名出现在隋朝，吉安之名出现在元代，分别比庐陵之名晚了800多年、1500多年。如称吉安或吉州文化，无法统领历史。

其次是自从秦汉到隋初设吉州之前的800多年间，赣中一直称庐陵县或郡。不管以后是吉州还是吉安府，庐陵作为首县之名没变，庐陵城一直是州、府的行政驻地；庐陵县1914年改为吉安县，1979年才从县治所迁往敦厚镇，2000年才设吉州区，这都是近百年间才有的事。于是庐陵城自古就是区域中心，历代文化名人来吉安，都在城中留下了足迹，也给他们留下了印象，从而对外推介庐陵之名。

但庐陵文化的概念得到世人认可最主要的因素，是具有比较鲜明的地方特色和人文特征。那就是唐代后期至清代中期千年之中，文化繁荣，人才辈出，不是一两个，而是一代代、一群群，他们“文章节义并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这些名人伟士的家乡属古庐陵郡范围，尽管后来分设了不同的县，仍喜欢说自己是庐陵人，常在诗文中描述庐陵风情。尤以欧公在名作《醉翁亭记》中所言“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最为著名；文天祥更是在诗文中反复提到家乡，最有名的一句是“死不愧庐陵”；吉水人杨万里、解缙，泰和人杨士奇等著名人物都是如此。庐陵之名伴随这些名人及其名作名扬天下，就是所谓的“地以人传”。代代吉安后裔也以自己是庐陵先贤的同乡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