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院校要消除技术恐惧症

“无人工厂不是没有人，智能制造不是不要人的制造。”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杨进在发言中说，“现在一谈工业机器人、3D打印技术，很多人就觉得特别高端，职教不行，培养相应人才得让学生读本科，这就是一种‘技术恐惧症’。”

杨进认为，当前人才需求结构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欧洲职业培训机构预测，高技能人员占比将从1996年的21%提高到2020年的31%，初级技能人员占比将从33%降到19%，但是中级技能人员比例大体保持在50%，并不会有很大调整”。

“这并不能得出结论，未来职业教育都要移到高中后进行。”杨进转而提供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高中教育阶段的职普比，数据显示，奥地利有75%的学生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比利时的这一比例为72.8%，芬兰为70%，意大利、卢森堡、瑞士等国也都在50%以上。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是45.7%，欧盟平均为52.7%。

杨进专门就工业机器人应用和3D打印的核心技术及其对人才的需求问题咨询过一批相关领域的专家。

“工业机器人对应的岗位包括现场编程、生产线维护和改进等七大类，如果以100个人为单位，那么现场编程大约10个中职毕业生就能胜任，总体算下来需要中职生的岗位占24%、高职生49%、应用型本科生27%，并没有达到全要本科的程度。”杨进说。

同样，3D打印的设备操作、应用等工作中职生就可以胜任，高职生可以做通用零件工艺技术开发、设备技术维护等工作，应用型本科生则可以进行复杂零件、工艺技术的开发。

“职业院校要消除这种技术恐惧症。”杨进说，“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仁川宣言》，提出教育的‘2030计划’要走向全纳的、公平的、高质量的教育和全民终身学习，要求向学习者提供公平的、高质量的技术和职业教育培训机会。”

别把职教变成第二座“独木桥”

“技术工人、技师、技术员、助理工程师、科学家，我们的社会分工和人才培养基于这样一种层次观，认为培养技术工人、技师、技术员的就是低层次的教育，培养工程师、科学家的就是高层次的教育，拿人才的社会分工框定教育层次的高低。”说这番话的时候，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做了一个大拇指向上的手势，然后转了90度，变成四指平行的手势后接着说，“如果变成人才分工的类型观，是不是会更加平等呢？”

“类型中有层次。正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行’就是类型，‘状元’就是高层次，每个类型中都有顶尖人才。为什么要把自己看低了呢？”姜大源建议，建立国家资格框架制度和职业教育体系的分级制度。“目前，欧盟46个国家、东盟11国都建立了资格框架。我们过去是8级，8级技工相当于副教授的工资，比工程师的地位还高。”

“升级版的职业教育，应等值而不同类。”姜大源说，“不管是全日制学历教育，还是在职培训，都能在国家资格框架下达到相应的资格层次，不要千军万马再过第二个‘独木桥’。”

在姜大源看来，未来的职业教育不能“职前教育一条路走到黑”，而应该是一种职前职后融通的、开放的体系，“职业教育不能是断裂的教育，要使每个人都有上升的空间，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要输送出去，根据个体的需要决定是否再回来接受教育”。记者 高靓 本报记者 刘博智 董鲁皖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