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绯龙

“政声人去后，百姓闲谈中”。政声，一般分为三种：虚伪的如同藤蔓，靠依附他人而攀缘而上，永远都挺不起自己的脊梁；短暂的好像昙花，惊艳之美一闪而逝，了无痕迹；长远的则恍若橡树，长得极慢却伟岸挺拔，仰之弥高。

杨长孺，这位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廉吏，无疑属于第三种。他从政四十余年，做了不少实事好事，又因诗文俱佳“圈粉”无数。人民敬仰怀念他，虔诚为其画像建祠。

杨长孺，作为家中长子，“长”应读“zhang”，但征程万里重千钧，爱民为民情迢迢，无论他身居何位，惟愿长作孺子牛，可否改念“chang”？

杨长孺愿当一头兢兢业业、心系苍生的孺子牛。

绍熙元年（1190）正月，他从京城临安出发，赴湖南零陵县任主簿。县令，被称作七品芝麻官，但主簿官更小，实际上就是县令助手，相当于当今的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他平时负责掌管文书事务，协助主官管理衙署，颇为繁杂辛苦。这种“一地鸡毛”的工作，如无强烈责任心和吃苦精神，难以胜任，亦容易“躺平”。但对他而言，不仅不能“躺平”，还须“雄起”。

每天在县衙工作，父亲的叮咛犹荡耳畔：

“零陵又名永州，是舜葬之地，是潇湘之源。三十一年前我曾出任零陵县丞，在那里有幸拜谒张浚，得其指点，至今保持廉名。而今你又去那担任主簿，希望务必像为父一样，克己奉公，勤俭勤勉，做到无愧于朝廷，无愧于祖宗。”

他又记起曾与理学大师朱熹以及与陆游、戴复古、周必大、姜夔等文人交往时的情形，更是心存敬畏，正能量“爆棚”，从此撸起袖子加油干，不敢有丝毫懈怠。

与柳宗元谪居永州类似，杨长孺在零陵待了十一年才挪动位子。但他无怨无悔，初心不改。

他在南昌任职时，卓有政绩，《南昌县志》说他“前宰以多控制为难，长孺处之裕如。曰：畏事生于不更事，更事则不畏矣”杨长孺体恤民情、达练世事不畏难事的能力可见一斑。在广州离任时，他将积攒下来的俸禄七千缗，全部拿出来代下户小民输租，并写下一首诗：

“两年枉了鬓霜华，照管南人没一些。

七百万钱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

杨长孺不要奉钱，将民膏民脂如数还给民众，这种公而忘私爱民如子的情怀，感天动地，何其可贵！

其父更是如此。杨万里视富贵为敝屣，在任江东转运副使时，掌管大量财物。任满离职时有余钱万缗，一文不取，全弃之于官库。杨氏父子家风相传，成为古代有名的父子清官。这跟当今个别贪官欲壑难填，个人腐化堕落，还强拉家人亲戚下水，企图“鸡犬升天”的丑态表演，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

绍定五年（1232），吉水和吉州均受灾，百姓发生饥荒，苦不堪言。退休闲居的杨长孺本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目睹百姓号哭逃难之惨状，他不忍心置之不理，遂力请吉州郡首史良叔开仓放粮，拯救灾民。从死亡线上拉回的灾民，知道事情原委后，无不热泪盈眶，有的人还专程赶往杨长孺居所跪拜致谢。

杨长孺还想做一头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孺子牛。

嘉定四年（1211），他出任湖州知州。敢于弹压权贵，为民撑腰，打击当地豪绅势力。湖州是京畿重地，有御赐秀王府地。秀王专横跋扈，无恶不作。有一天，秀王府派人过来，要杨长孺将一名去王府山耙松毛的杨秀才关押治罪。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这不是强盗逻辑吗？杨长孺拍案而起，即刻把王府抓来的杨秀才无罪释放，还留下幽默风趣的判词：

“松毛本是山中草，小人得之以为宝。嗣王捉得太吃倒，杨秀才放得却又好。”

秀王恨得咬牙切齿，于是密告宁宗皇帝。皇帝问：“杨长孺平时要过你的钱财吗？”秀王不敢说谎，如实相告：“从没要过。”皇帝哈哈大笑：“不要钱财，当然是好官了。”秀王哑口无言。

嘉定十三年（1220），杨长孺出任福建安抚使、知福州事。当地豪强宗室积欠租税许多年，鼻孔朝天，拒不缴纳。他亲自带领兵役前往拘捕，带至州衙，审问之后，判决书上写道：“尔为天子亲，我为天子臣。尔犯天子法，我行天子刑。”这个皇亲国戚从未见过如此“胆大包天”的硬骨头，吓得面无人色，只得低头服罪，将欠租全部交清。

杨长孺更愿当一头两袖清风、廉洁如水的孺子牛。

他明白：“‘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对为政者而言，必须克服‘人心’，弘扬‘道心’，最重要的‘道心’即廉洁，它不仅是节制克己、不贪不占的清白操行，更是清廉自守、拒腐防变的高洁品格，必须终生坚守。”

他深受父亲影响。庆元六年（1200），他出任南昌知县。临行前，回到家乡向退休在家的父亲请教。父亲写了一首《官箴》送给他，在诗之序言中提出做官必须做到：一要廉，二要恕，三要公，四要明，五要勤。

五个字，宛如五盏明灯，照耀前行之路，不至于迷失方向。又似五颗种子，汲取天地之气、人性之美、破土之力，他日长成参天大树。

杨万里还有一首诗歌，将如何为人为官写得更为透彻，让杨长孺受益匪浅：

“好官易得忙不得，好人易做须着力。汝要做好官，令公书考不可钻。借令巧钻得，遗臭千载心为寒。汝要作好人，东家也是横目民。选官无选处，却与天地长青春……”

离开永州后，杨长孺到过湖州、赣州、广州、福州等地任职。官是越做越大，荷包始终是空瘪的，但他的精神世界始终是丰盈的，有其诗句为证：“但宝银钩并铁画，何须玉带与金鱼。”这里的银钩铁画，指的是杨万里的书稿。玉带，古代官员腰间所配的玉饰带子。对继承父亲的衣钵情有独钟，对功名富贵不屑一顾，杨长孺的格局境界跃然纸上。

宋宁宗曾问翰林学士、太常少卿真德秀：当今有哪些官员堪称廉吏？真德秀答道：杨长孺，当今廉吏也！

《广东通志》上写道：“岭南长吏，独有杨长孺清白著于时，有诏奖谕，谓其清似隐乏。故长孺赋诗，有‘诏谓臣清似隐之，臣清原不畏人知’之句。”广州原有吴隐之祠，杨长孺去世后，广州人民为他立像于祠，以示纪念。到了元世祖至元年间，当地建廉吏祠，也仅奉祀吴隐之、苏轼、杨长孺三人，足见杨长孺历史地位之高。

后人认为，杨长孺的文集没有流传下来，是由于他的清贫，无钱刻印。这一点也不奇怪，杨长孺“门风不坠，可敬可师”。其父退休后，家里“老屋一区，仅庇风雨。长须赤脚，才三四人。”而他退休后，依旧穷困潦倒，家里“采椽土阶，如田舍翁，三世无增饰。”采椽就是没有刨刀加工的栎木，足见其宅俭朴到什么程度。

但杨长孺自有高洁的追求，他从岁月繁华中，读出一种落寞归隐的生活方式；在历史纵深处，品出一份苍茫与辽阔。他像其父一样，“抽身朱墨尘埃里，入眼山林气味长”，能天天听见鸟鸣、看见嬉童、干点农活，乃此生最大财富。那些钱财是什么？流水浮萍、落红朽叶而已。身体居住的宅室固然低矮简陋，但灵魂栖息的殿堂，因以气节风骨为材质建成，而显得无比恢弘壮丽！

杨长孺病危临终前，居然无衣衾装殓，幸好友人广西安抚使赵师恕给他送了几匹绸绢来，才解决做衣衾之料。有人说他：老牛拉车不回头，当官一场手空空。但他的身后，绝非空白，而是留下了丰沛的正气。这种正气弥足珍贵、缭绕不绝，拥有金属的质地、皓月的光华、清莲的芬芳、钟鼎的回响；这种正气，在庐陵大地积蓄力量，与赣水长风一道呼啸而过，丰富和盈润着中华文明史册，滋养和引导着从政者向善向上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