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国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第二任皇帝中主李璟，因和周世宗的几次干戈相争告败，只好自削帝号，迁都南昌，称江南国主，年号保大。

这位不甘心失败的南唐中主对水军战术情有独钟。他来到吉安，选择了城南的赣江水域操练水军，寻找时机夺回失去的江山。每逢端午节，这位江南国主都要组织民众举行声势浩大的划龙舟比赛，给优胜者奖励银碗，优秀者收为兵勇，列装成水军，并为这支水上部队起了一个诗意般的名字——凌波军。此处连通赣江两岸的渡口也称为凌波渡。西岸的渡口位于今吉安地标大榕树南二百米处，东岸渡口位于旧河东街口。

南宋诗人泰和刘过，曾来凌波渡，看端午划龙舟比赛，感叹南唐的江山无言独上西楼，写下了“春风爱吹陌，渔艇学凌波”的诗句。杨万里的老师王庭珪，安福人，也在这里写下《凌波亭月夜》之诗。

吉安城通往河东方向有3个重要渡口，从上到下依次为大皋渡、凌波渡和梅林渡，其中凌波渡为民间管理，梅林渡为官方管理，大皋渡在城南远郊。

河东廖氏家谱有载：杨家庄廖氏基祖廖惟明，他于永乐末年在吉安经营盐业，人尊称他为盐商公。他选择了凌波渡东岸不到二华里的水东塘上，即今滨江街道的邓家与麻家之间。此地山水秀美，于是落户于此。盐商公对儿子廖半江说：我们老家是吉水县乌江渔梁人，我是渔梁廖氏八世孙。三世祖福可公一生好善乐施，每到夏天，他都要煮好茶汤，放在村前的凉亭中，让过路人解渴。冬天，凡看到没有衣服穿的穷苦人，他都要一一送上棉衣、棉被去济困。他说:我的天性就是乐善，并不希望得到什么回报。福可公的大儿子秀卿继志行善，为了方便恩江行船的人，他在江边架设木栈道，并沿江岸打了大木桩，好让行船的人挽缆绳拉船，溯江而行，为富向善的盐商公之仁德思想影响了后代，儿子廖半江，号石溪，平生也喜行善事，他修筑了通往凌波渡的道路的同时，还修筑了凌波渡连接邓家、麻家村的道路，还筑构通往值夏方向的三拱石桥，石桥建成后，人们以他的字号取名为石溪桥。

吉安地标大榕树南二百米的凌波渡，早在明代宣德年间，知府陈本深就对两岸的码头及路亭进行过重修。乾隆四十六年（1781）《庐陵县志》记载：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绅士周麓松、谭绍等人捐造了万缘船会，并置产业，维护凌波渡的正常运行。此善举得了两岸士民的盛赞，水东有六位乡绅结伴步行百里深山，求请吏部左侍郎邹元标为此善事写引文，号召民众援助造船，后来，引文刻在凌波渡口的石碑上。

明末进士庐陵刘日升在《重修凌波渡记》中写道:每年的春夏之交，或遇上淫雨，上游的章贡诸水奔流澎湃，壮夫恐怖……在丁未年(1607)的六月间，由于渡船操作的船夫管理不当，渡船突然被覆翻，导致全船水东各村共六十多人溺水而亡。哭号连天，这是官府多年来没人对渡口和船只进行修缮及管理，却又想依靠渡口来赚钱而导致的祸害啊！我的庚兄曾德卿写悼文记录了这一事件，并写书信回来，倡导激励家乡的缙绅士庶们，共同管理过渡不收钱，办成义渡。刘日升（1546——1617），字扶生，号明自。今吉安县下里田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官至工部侍郎。凌波渡遭受灾难后，士绅强烈要求人身安全最重要，应办成义渡，方便百姓。特地派人去北京，请刘日升写了凌波渡重修记。

清康熙九年（1670），吉安知府郭景昌、庐陵知县于藻督查渡口时，发现渡船破旧不堪，隐患很大。于是新造了四船，交付渡口使用。康熙十七年（1678）又造了三艘船。因为木船在长期运营，会出现霉烂、碰坏、漏水等情况，容易导致事故发生，所以必须及时更换老旧船只，减少乘船事故发生。康熙五十六年（1717），知府靳治荊倡导，以捐置田租的方式成立万缘船会，用租金利息支付船夫的吃住、工资和码头及船只的维护费用，保义渡名副其实，船夫无后顾之忧。

清代雍正二年（1724），由麻家村绅士麻子和带头，把佃户租用他家里一年的田租钱，全部捐助到凌波渡的万缘会，作为会费，供渡口的日常开支使用。雍正四年（1726），麻子和与刘瑞林等人又对万缘会捐赠了自家的田租钱。乾隆六年（1741），麻子和的长子麻志遂与孙世祥捐造新渡口，二艘新渡船。乾隆八年（1743），知府吕肃高、庐陵知县钱界视察渡口，又捐造一船，这样就有四船可供使用。

乾隆三十九年（1774），知府卢崧来渡口调查时，府衙出资重造两船。同时，绅士麻建年的祖母廖氏捐造两船，并捐缮渡田租稻谷一百七十石。嘉庆二年（1797），庐陵知县张敦仁为了确保凌波渡的船只专门轮值使用，不受别处征用或调遣，特意刻了“渡船永无调差”的石碑，确保凌波渡百姓往来安稳。还为万缘会购买店铺，以店铺的收入来增加义渡的经费。

庐陵知县钱界在碑记中写道：城南临江的街市，是商贾辐辏之地。这里的居民稠密，烟火万家，而往来贸易的人隔河千里，离开渡船就无法过河，乡里来经商贸易的人不方便。由于当时只有两条船对开，人们为了抢时间早些进入街市，个个争先恐后地登船，从而导致翻船淹死人的事故经常发生。还好有行善乐捐者麻志遂和孙世祥增造两艘船。我于壬戌年（1742）调任到庐陵，又添一船，共有五艘渡船。这样一来，两岸来往，络绎相接，挑担进城过渡时不用停留，乘船人也没有拥挤了，大家都说做了一件大善事，因渡口而设立的万缘会，推荐麻志遂为主管。

凌波渡在水东这一头，附近的几个村族行善义举的人有增无减。乾隆四十六年（1781）《庐陵县志》记载了麻门廖氏事迹。翻开两村的族谱，麻家村的麻纶字子和，生二子；麻子和的长子麻志遂生了三个儿子。麻志遂的长子麻廷璨为广东钦州知州，他以子而贵被朝廷封赠为文林郎，也就是知县钱界碑刻中为凌波渡捐船捐资，继承父志，成为凌波渡当时重要主管。

麻子和有一个孙子叫麻廷璥，为五品官员，守备山东济宁卫千总都司卫。也延续了祖父辈关心帮助凌波渡的管理和运行。

杨家庄廖姓，行善积德的家风相继。清康熙年间，太学生廖光灿常常对子女们宣讲家族的荣光。他的大女儿嫁到塘上麻家，为麻志逵之妻。女儿出嫁，父母准备丰厚的嫁妆，不能让大户人家脸面无光。而即将出嫁的女儿却对父母说：“好崽不用爷娘田，好女不用嫁时奁。”这位新嫁娘把父母执意置办嫁妆的钱存放起来，她说将来做一些有意义的善事。乾隆三十九年（1774），嫁到麻门的廖氏已是儿孙满堂，她一生省吃俭用，把积蓄几十年的私房钱为凌波渡捐建两艘渡船，同时还捐赠了田租粮一百七十石。受祖母的影响，她的第六个孙子麻建年也从而载入吉安史志。麻门廖氏的淑德善行，至今仍在水东传为佳话。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五日中午，赣江江面上狂风大作，导致渡船覆翻，50多人溺水而亡。时年19岁的廖礼衢见村庄中也有溺亡者，立志长大后要为凌波渡作贡献。廖礼衢，字梅溪，经商成功后志继前贤，致富不忘乐施，他捐助三千银圆兴建萃英书院，又捐资三千银圆修葺凌波渡，出资修建两岸渡口的防洪堤，加固了渡口连通石溪桥至青原山的道路，受到水东百姓的赞扬。因年事已高，他力辞商会会长职务，只留任吉安道德会会长、育婴局、扩善堂副主任之职。他说：“老年人应作慈善事业以养心德，行事业以调心性。”时任国民政府委员刘峙夸奖他：“梅溪兄自幼卓尔不群，具有远大之志，行为磊落，气概庄严，品节详明，明德坚定，为人之楷模。”当过清朝吉安知府的罗镜仁赞颂廖梅溪：“立心慈善，淡泊资身，施财济世，捐修义渡，开辟祠堂，修筑道路，建设书舍，创造堤防，以及一切公益无不捐资乐助。虽遇连年的战火，他还一直在做利国利民的事，他的行为固然受到了绅士、商人及民众的崇拜。”

赣江两岸多往事，渡口助人多荣光。官民共建的凌波渡千年古津，慈航普度，雁去鸿来，一切得益于义行善举，解除百姓渡江之苦。以河东廖氏、麻氏两大家族为典型，凝聚了千百年来人们乐善好施的精神力量。沉舟侧畔，江水依然。麻子和的善行义举，麻志遂、麻志逵橹篙相承；为官施仁政，为富有仁德；子贵父荣，富贵不骄；一门济渡，四世勋名。麻门廖氏，内助相夫，义方训子，淑俭贻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