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于强

在中国书法的历史长河中，元末明初时期杨维桢的书法，可谓突兀群峰，戛戛独造。杨维桢（1296-1370年），著名诗人、文学家、书画家。他性格狷介耿直，宽仁厚德，行为放达，是艺坛奇骏，官品、人品、诗品、书品标新立异，自成一脉，开创“铁崖体”，打破了元朝中期诗坛一味宗唐复古的现象。

杨维桢的诗歌受唐李贺影响较大。因此，在诗歌领域他发起古乐府运动，标举和推崇以性情为本原，以自然为至境的诗风，以此批判以理为主的宋诗和法度谨严的律诗，在某种程度上也开了晚明浪漫主义文艺思潮“性灵说”的先声。他的诗——最具特色的无非是古乐府诗，优雅中带着悄然，豪情满腹壮志，可谓是灵魂诗者。

受李贺诗歌的影响，杨维桢将心学思想和文学情性观引入书法，提倡抒写心灵，表达情性，展现人的情感、趣好和欲望，体现书风的个性化，从而推动了元末书风的变革，由重视书写技法而转向重视书写的情性，强调书法的写意精神。但这种“写意”不是信手涂抹，它也有古法要参照，这就是历代贤达的法书名迹。赵孟頫跋怀素《食鱼帖》时说道：“怀素书所以妙者，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终不离魏晋法度故也。后人作草，皆随俗交绕，不合古法。不识者以为奇，不满识者一笑。”书法必须在技术层面上合乎古法，同时表达个人的书写体验和内在精神，这样的“率意颠逸，千变万化”才是有价值的“写意”。一味规模古人或者一味发挥自我，都不能达到高妙的境界。

杨维桢是元末最具代表性的章草书家之一，他把章草、隶书、行书的笔意熔于一炉，并加以发挥，形成了诸体杂糅、异态纷呈的崭新风貌。致使他的字粗看东倒西歪、杂乱无章，实际骨力雄健，汪洋恣肆，显示出放浪形骸的个性和抒情意味，形成了奇崛峭拔，狷狂不羁的独特风格，与赵孟頫平和、资媚、秀美、曲雅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因其书不合常规，超逸放轶，刘璋在《书画史》中评曰：“廉夫行草书虽未合格，然自清劲可喜。”吴宽《匏翁家藏书》则称其书如“大将班师，三军奏凯，破斧缺笺，倒载而归。”特别是他晚年的行草书，恣肆古奥，狂放雄强，乱头粗服，显示出奇诡的想象力和磅礴的气概。用笔生辣硬峭，变幻多姿，线条有的刚硬粗壮，有的甚至用笔肚横扫，惊心动魄，势如千钧；有的细若游丝，既如钢丝缠绕，充满弹性张力，然又使转灵动。有的因速度迅捷猛厉，墨色浓重如乌云翻滚；有的又纤巧如月出风轻，浓、淡、枯、涩杂存，由此产生结字的若坐、若行、若动、若飞，随势而生，任心而出。狂放跳荡的笔触，奇崛古怪的造型，使作品充满着乱头粗服、悲苦怒号的景象。如果说把赵孟頫比作优美的代表，那他则是壮美的典范。书法的抒情性在他这里得到充分的张扬。

杨维桢书法的章法十分特殊，变化极为夸张，如天女散花般的飞动、跳跃、团结。字形或大或小，留白或疏或密，行轴或正或斜，线条或强或弱，如春涧夏溪，翠带律动，缓急随意，到动情处，飞流直下，具有音乐般的节奏感。这种强烈动态和节奏感，在整个中国书法史上都是罕见的。杨维桢书法中紧密无间、错落穿插的章法，就是浑沦之法。在杨维桢看来，较大的书法行距割裂了行与行之间的联系，使得书法不能浑然一体，虽然易于辨识，但是在精神气象上总是隔了一层。他茂密浑沦的章法并不是简单地缩小行距，更要使行与行之间发生天然的联系，故要通过行轴的摆动、文字的伸缩来形成整体上穿插避就的关系，造成横无行、纵无列的艺术效果。这种章法是杨维桢大写意书法风格的组成部分，与他的书法审美观是一致的。

杨维桢书法个性鲜明，固然和他的生长环境，人生阅历以及在文学领域的卓越造诣相关。然而，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状况，书法本体的发展规律，也是最终形成杨维桢独立艺术性格的重要原因。他做官心系苍生，处世直硬方楞，遇挫不阿；他为人耿直，心胸旷达，直面时弊，宽厚待人，对于出身贫贱且有才德的人，则以礼相敬；对无才无德的人，即使是王公将相也是冷眼相对。为此，导致他的仕途却十分不顺畅，处处受到压制、打击，一生抱负得不到施展，心中非常郁闷。即使到了晚年，他的那颗匡时济世之心仍不泯灭，时刻关心着人间疾苦。因此，在他五十多岁后只好浪迹山水，与僧道交往频繁，经常出入许多寺庙道院，同他们谈论人生、品味人生，崇尚佛光道骨，沉溺于诗酒声色。杨维桢从一个满怀理想希望的能吏，到耽好声色的风流浪子，他的后半生的生活转向，将他从理想的生活故道中抛掷了出来，他的内心陷入极度的矛盾痛苦之中。这种曲折而独特的生活际遇，又有意无意折射于他的书法创作之中。于是，心中无法释放的块垒，一吐为诗文、为书法，“酒酣以往，笔墨横飞”。他那点画狼藉、字形歪斜、矫杰横发的写法，透露出的是一种勃郁沉痛的不平之气，而这也是人们所说的“乱世气”在杨维桢书法中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