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于强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于四川）人。苏轼自幼喜欢书画，终生乐此不疲，他的书学成就有目共睹。苏轼擅长行书、楷书，能文工画，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

作为宋四家之首，苏轼对书法的贡献是划时代的，他不仅具有个性鲜明的书法风格，更重要的是他倡导出一代尚意书风。这种新书风张扬了人的个性，具有强烈的叛逆精神。苏轼提出的“意造无法”思想是这一书风的精髓。明代大学者娄坚说：“坡公书，肉丰而骨劲，态浓而意淡，藏巧于拙，特为秀伟。公诗有云：‘守骏莫如跛’盖言其所自得于书者。”康熙说：“论者谓‘宋四家’书，皆从颜鲁公入，然亦其天公高出一时，神明变化于古人耳，实不尽拘于成法也。故其生平所书，以跌宕取势，以雄秀取态，殆变化于古，而不专注于颜者。郭畀云：‘东坡晚岁自海外挟大海风涛之气，作字如古槎怪石，如怒龙喷浪’。今观其真迹，信然。岂区区成法之是拘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苏轼书法对后世的影响。

苏轼书法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早从“二王”，后从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徐浩、李北海、杨凝式处吸取各家营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革新，将各家之长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其字结体方扁，左低右高，线条不拘泥于中锋，偏侧互见，姿媚跃出，整体造型大小参差，如群鸿翔天，翩然矫健。因此，历代书法家对苏轼的书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宋黄山谷说：“东坡先生尝自比于颜鲁公。以余考之，绝长补短，两公皆一代伟人也。”清杨守敬说：“苏东坡书，自是有宋第一，流传既多，沾溉亦众。”清康有为说：“故有宋之世，苏、米大变唐风，专主意态，此开新党也；端明笃守唐法，此守旧党也。而苏、米盛而蔡亡，此亦开新胜守旧之证也。”

在学习书法上苏轼非常重视临帖。他说：“学书时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书细看，令入神，乃至妙处。惟用心不杂，乃是入神要路。”学书少不了临摹，临摹可得形，而要入神就必须认真读帖，做到临与读有机结合方可得形似和神似。读帖就是详观和揣摩帖中字的点画、用笔、结体和神韵等，将它们观之入眼，铭记于心，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成效。在临帖过程中，苏轼并不要求点画形貌“皆似”，而在意是否得其“风气”，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不似之似的神采风韵。正如其所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

在学习书法过程中，苏轼对握管运笔主张“把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因为执笔的松紧会直接影响手指运笔时的灵活程度，如果执笔过紧，将使指僵腕死，运笔板滞，线条缺少灵动的变化。此外，苏轼对书写工具也是十分讲究。他要求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儿目睛，乃为佳也。”认为好的砚台必须是“滑而发墨”。对于毛笔更是情有独钟，正如黄庭坚指出：“东坡平生喜用宣城诸葛家笔……每得诸葛笔则宛转可意，自以为笔论穷于此。”

苏轼主张学习书法要有丰厚的学识。他指出：“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就是说作书者必须是一个饱学之士。“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正是他的真实写照。纵观苏轼的书法作品充盈着书卷气息。这种书卷气息如果没有相当高的文化修养是很难形成的，它是一个书法家思想境界、精神气质、知识学问、品德情操等等的综合积淀和自然流露。

在学习书法过程中，苏轼特别强调人的道德品行。“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书法的工拙不是评价的依据，书家的人品才是重要的准绳。“观其书有以得其为人，则君子小人必见于书”。在书法艺术鉴赏中，观赏者不可单从作品的工拙着眼，主要是从作品中看到书家的思想感情和道德品质，所以观其书而能知其人。苏轼在这里强调了思想道德同书法技巧的关系，重视书法与人品的关系，书如其人，书以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