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远辉

我已二十余年没有见过故乡的雪了。不是故乡没有下雪，而是下雪的时候，我不在故乡。下村是一个被山围困，被树抱定的村庄，一年四季，都被绿色统领。即便在深秋，也只是在满野的绿中，点缀着一些并不耀眼的霜红。除了寒冬里的大雪，没有什么能从整体上改变下村的颜色。

颜色是一个村庄的表情，对下村，我熟悉它的每一种颜色，深谙它的每一个表情。春泥的棕褐，犁铧的铁青，屋顶的灰黑，山岗的浅绿，水面的清碧，小鸡囡的蛋黄，老鸭公的麻灰，庄稼汉胸肌的古铜，曾祖父长衫的深蓝，白头翁头顶的雪白，新娘子羞脸的桃红……这些颜色在下村这块画布上年复一年地涂抹，每一种颜色都对应着村庄原始的属性。

然而，对下村来说，一年之中，最难得的是雪落之白。少年时，喜欢满天的云彩，它让我产生无端的幻想，后来渐渐地喜欢满目的青绿，它让我有生命的蓬勃之感，到现在我常常怀念天地之间的雪白，它让我在这张白纸上写下出走时的苍茫和浩大，写下归来时的平静与安宁。

南方多雨而少雪，地处赣中南山区的下村，几乎每年都会遭遇一场雪，但大多数是薄雪，未见既白，就被大地消融于无形，如天庭来客，只匆匆逗留，便被遣返。很多人在下村生活了一辈子，也没遇见过几场大雪——那种以鹅毛作喻，纷纷扬扬、铺天盖地、满目皆白的大雪。不知为何，从远古而来的雪，越往前下得越大，比如《水浒》里的风雪山神庙，那是我在文学作品里见过的最难忘的一场大雪了，林冲因这场雪而走上梁山。雪一直下，下在浪漫的唐朝，下在很多诗人的诗里，很多人是在大雪中分别的，也有很多人是在雪夜里回家的。下在繁华的北宋和不安的南宋，很多人在大雪中填词饮酒，挑灯看剑，很多人在大雪中怀念故国，梦回中原。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下村，下村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这里没有肇基，没有烟火。直到雄才大略的康熙，把中国的版图做到最大的时候，我的祖先才徒居于此。因为地势低洼，所以叫了“下村”，没有情感寄托，没有人文色彩，只有地形方位上的指向。尤其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这里连本祖谱都没有，三五代以上的祖先就彻底湮没在家族的记忆之中，没有人去记载，也没有人记得。但我想，即便有祖谱，也没有谁会记下一年的阴晴雨雪，它只记一个人的生与死。

雪还在下，下在清朝某一年的冬天，下在曹雪芹的红楼之上，下村的先人开始在读它。从那时起，一星文化的豆灯，在下村的雪风中跳荡闪烁。到了兵荒马乱的民国，雪依然可以把村庄厚厚地覆盖，从那时开始，下村的雪才是有温度的，才是被记忆温暖的。

太奶奶是在百余年前的一个腊月，从邻县邻乡嫁与下村的。说是邻县，其实只隔了几重山、几溪水，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从她的娘家一直通向下村。一场多年未遇的大雪，让世间很多差异被填平，很多事物变得般配。一位上下三村最漂亮的新娘，看上了一位小商人家的读书郎。全村的人都在村口眺望，来了，来了，一支迎嫁的队伍，在渺渺的雪路上，一顶大红的花轿，颤颤巍巍，由远而近，成为这雪白世界里的一团火。两个本无瓜葛的村庄，因为一桩姻缘而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女人就这样把她的一生交给了这个村庄里的这个男人。她给他带来的一切，将成为这个村庄荣枯兴衰的一部分。太奶奶在下村生活了六十多年，在她八十三时，她回了最后一次娘家，她说这条路啊，要不了多久，你们就会忘记它有几条沟、几个坎。现在，再也没有人提起那个叫上陂的村庄，要知道，它曾是一个女人一生梦回和牵挂的地方，它也曾是一脉血缘的源头啊。时间的雪，把青丝吹成白发，把很多东西都覆盖在记忆的尽头。

我的小姑妈也是在一个雪天出嫁的。冰雪聪明的小姑深得她祖母的宠爱，及至上初中，还抱在怀里撒娇。也许她是承继了祖母天生丽质的基因，很多到下村来讨生活的外地人，都不敢相信，巴掌大的小村子，竟能生得如此清丽的女子。连在下村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也刮目相看于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那些帅气的小伙子，每次回上海探亲时，都问小姑愿不愿意跟他们去大上海，他们总在盘算着有一天怎样才能把小姑娶回上海做媳妇。在我出生一两岁时，她经常抱着我去大队文宣队演出，多才多艺的小姑是文宣队最受人喜欢的演员，轮到她上台演出时，就把我托给旁人抱着。可是太小的我，对此毫无印象。我四岁之前的记忆，常常从小姑这里提取——她替我小心翼翼地保管着。1977年的岁末，小姑出嫁了。她终归没有嫁到上海去，她嫁给了全县最有名望的一名中医的儿子，也就是我现在的姑父。

太奶奶出嫁时的红顶轿子，已经不用了。小姑出嫁的时候时兴自行车队，由十几辆自行车组成的一长排迎亲队伍，一字排开在大雪铺地的乡道上。我作为送亲团中的一员，坐在某辆自行车的后座上，跟在新娘的后面。小姑头顶的红盖头，一不小心被风掀开，落入洁白的雪地上。我看到她的泪花把脂粉都打湿了，此时的小姑显得更加楚楚动人。她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不停地回头张望着她生活了22年的下村，也时不时看看我。她知道，我不需要出嫁，我是永远留在下村的，或者一直把下村带在身边。从我的脸上，她是否看到了一个村庄遥不可知的未来？自行车在没过脚踝的雪路上噗噗噗地向前，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走出下村，一直走过墟镇，乘船渡过赣江，沿着江堤，穿过一片古樟林，才到达了姑父家。这是一个有书香之气的大户人家，院子里一大片的竹子被雪压弯，张灯结彩、鞭炮轰鸣，我第一次看到大朵大朵的烟花在雪地上空盛开。我不知道，红盖头里的小姑是一种怎样的心情，也许有不舍也有新的期待。这欢天喜地的氛围，让我有一种想哭的冲动，但我忍住了。我知道，这里多了一位美丽的新娘，下村却少了一位水灵清俊的女儿。此后，再回下村，她将成为一名异乡的客人。

娶与嫁，是一个村庄保持生机和活力的无法关上的大门。它永远是敞开的，在循环往复中，让风吹来，让风吹走，把外地的气脉带到下村，又把下村的基因播撒到外地。

出走与回归，是一个村庄存续的两条并行不悖的轨线。我作为下村祖荫下的一棵树，根系永远在下村延伸，虽身在外乡，但这片土地一直在喂养着我的肉躯和灵魂。

在外漂泊，时有风雪迷漫，心里最想回去的地方，还是这个小村庄。作家陈忠实曾只身一人回到他祖居的白鹿原南坡的一个叫蒋村的小庄子里，在祖屋里度过了两年时光，他在那儿读书、写作、忆旧、抽雪茄，创作了枕棺之作《白鹿原》。他在散文《原下的日子》里写道：“夏日一把躺椅，冬天一抱火炉。正是原下这两年的日子，是近八年以来写作字数最多的年份……我愈加固执一点，在原下进入写作，便进入我生命运动的最佳气场。”

下村，是太奶奶、小姑姑的生命场，也是我的生命场。她们在大雪里出嫁他乡，我却在白雪一样的纸上一次又一次地构筑宫殿，回到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