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万智敏

“滴答”“滴答”……这么清脆，这么均匀。这是什么声音？这是我家座钟的响声。一年四季，春夏秋冬365天，天天如此，“滴答”“滴答”响个不停。“当当”“当当”打点报时，几点敲几下，半点敲一下。

每当听着这么有序不乱的钟声，昔日父亲那瘦弱疲惫的身影就会浮现在我眼前，让我奋发努力，不敢有丝毫懈怠，不敢随波逐流，浪费这美好光阴。

我家的这个闹钟，精准耐用，上满了弦可走15天。它立体生动，工艺考究，是精选上等红木，纯手工打磨而成。座钟上雕有蝙蝠，活灵活现，寓意幸福如意。

这是上海产的“三五”牌座钟，一次上发条能走15天，所以定名为“三五”牌15天时钟。据说此种款式的座钟已被国家博物馆收藏。我家的座钟，是1971年父亲从县城买回来的。

我家是1969年冬从泰和马市下放到东坑生产队的。开始公社安排在另一个小山村。那时居民下放有个政策，可以自找下放点，只要对方同意接收。我母亲知道后坚决不去公社安排的下放点，用手势表示：陌生受欺，执意要回她的出生地东坑，有亲戚帮忙照顾。

我家的情况比较特殊，父亲瘦弱矮小，不能干苦力农活。他长期做的是补鞋修锁手工艺活，犁田耙地一概不会。母亲是个聋哑病弱的妇人，长期气喘多病，在陌生的农村一家人生活有多艰难可想而知。我父亲也有同感，就跑到我母亲的老家东坑生产队，找到我大舅、二舅的儿子，要求下放到东坑村落户，参加生产劳动。于是，我的几个表兄出面，找到了本村的生产队长及大队书记，还到公社盖上了同意接收的章。我们一家四口便下放到了这个偏僻的山村，那年我正好10岁。

东坑村只有单姓罗氏家族，辈分清晰。虽然是同族，但长久下来，各有亲疏，自然也有矛盾，产生派系。正好当时的生产队长，是我舅舅的同族，很是照顾我们一家。

父亲不会种地干农活，生产队长便安排我父亲仍然去做修锁补鞋的手艺活儿，到附近的圩场去摆摊。每次逢圩摆摊上交队里一块五角钱，同时队里记工分十分。队里年终工分折算金钱时，大概是一工分可折算为六分钱。这样一算，也就是说我父亲逢圩摆摊一次，便要上交队里大概一块钱。那时队里的木匠、篾匠、铁匠师傅出去做工，也是这样对待。母亲有病，便没有要求她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全家只有十五岁的二姐参加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工分九分。

一年后，生长队长便宣布父亲摆摊不用交钱了，同样生产队也不记工分，但是规定莳田割禾农忙季节不能出去，要在队里参加劳动。当时队里也有杂音，七嘴八舌，主要是那些工匠师傅，说生产队长偏心，没有一视同仁。生产队长私下找他们个别谈话做工作，说：“人家家顺姑父60岁的老人了，也挣不了几个钱，养一家人不容易，我们何必去计较呢？”农民是厚道纯朴的，大家听了便不再作声。这样一来父亲便成了一个自由自在的闲人，既不用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也不用开会学习，但父亲勤劳吃苦的本性，仍一一保留，毫无褪色。

那时赶集的圩场，本公社只有一个窑头圩场，三天一集，距我们下放的东坑村二十多里。邻县冠朝公社圩场，离我们村三十多里，也是三天一集，但和窑头圩场不同日。这样父亲三天内可赶两个圩场，空余的一天便会去剡溪街上摆摊。

每次父亲逢圩赶集，都是挑着修锁补鞋的修理箱起早匆匆而去，下午三四点悠悠而归。我家的经济条件渐渐好了起来，日常开支后还有点零花钱。但要买“三五”牌的上海座钟，父亲还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这座钟要三十多块钱，在当年是个比较大的开支。

父亲铁心买这座钟，是与他得了一场病有关系。

父亲逢圩赶集，每次都要早起，基本上是鸡鸣第三遍大概六点钟便要起床，赶到圩场时正好天亮，这样便能够抢到好摊位。他每次都是在摊位上休息一会儿，便进餐馆吃早点，然后打开箱子，拿出工具，摆好摊子，等待顾客。

父亲是最早进圩场摆摊的人，不管是在离村二十多里的窑头圩场，还是三十多里的冠朝圩场。做生意摊位很重要，偏僻无人处谁会注意呢？生意自然不好。父亲有一次去晚了，摊位被别人占了，生意就差多了。

那时我家里没钟，更不要说手表。都是公鸡啼叫第三遍拂晓时，父亲起床打理好出发，一个人挑着担在山里羊肠小道上孤单地奔走。

去冠朝赶集，不仅路远，经过八九个村子的田间小道，还要绕过一段十几里渺无人烟的山坑溪道，时不时会碰到野狼、野猪，野兔等野生动物。但父亲毫不畏惧，仍旧一颠一簸地赶路。他身体瘦弱，左脚微跛，走起路来一颠一颠，但长年起早摸黑的奔波，早已锻炼了他的胆魄和智慧。凌晨独自走这偏僻的山路时，父亲会放下担子，拿出一把小铁锤和一面小铜盘，遇见野生动物便鸣盘开道。那些野生动物闻之而逃，不敢近身。即使遇见野狼，它们也只是远远尾随，不敢上前侵袭。

有一次，父亲去冠朝赶集，占了摊位后很久还不见天亮。圩场一片静寂，只有他孤独一人，便在箱子上静静地坐着。因为起得太早，一会儿便睡着了。那时是秋后近冬，开始因长途跋涉浑身还暖洋洋的，可是睡着后寒气侵身。父亲醒来时，觉得浑身难受，软绵绵的。下午收摊回家时，他两腿沉甸甸的，毫无力气，走了很久还未到家。母亲在家见父亲还未回来，料定出了事急得团团转，求我的表兄一路去寻找。后来还是表兄找到了父亲，帮忙挑担带回家，比平时晚了两个多小时。

父亲回家后食欲全无，当晚就大病一场，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原来父亲那天在鸡叫第一遍也就是三点钟时就醒了。他听错了，以为是鸡叫第三遍，便起床赶路。

大队的赤脚医生给父亲打了几天针，母亲熬了几天药，父亲的病才渐渐好了，可身体比以前差多了，走路也没以前那样有力。聋哑的母亲见了，便咿咿呀呀，指手画脚，要父亲买个闹钟。二姐也劝说父亲买个钟，便于看时而出，免得一家人提心吊胆，父亲自己夜晚也睡不安稳。这样一来，父亲终于下了决心，从县城买来了漂亮的“三五”牌上海座钟。

“滴答”“滴答”……每当回到家里，我听着有序清脆的钟声时，特别是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时，父亲那瘦弱疲惫的身影便闪现于我眼前。他那勤劳吃苦的精神，更鞭策我不断向上、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