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全生的烈士证  

文/肖长苟

1927年，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了井冈山。1928年前后，遭国民党蒋介石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围剿，部队减员非常严重。为了扩充部队兵力，红军派出多路招收贫苦农民子弟分队，在井冈山周边地区活动，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招收新的兵源。

位于安福县西乡十三都的洋溪镇塘里村，有一个贫困农民叫肖跃辉，他育有两儿两女，分别是大儿子肖能信、小儿子肖全生、大女儿肖针英、小女儿肖线英。一家人住的是茅草屋，平时靠给别人做长工为生，受尽了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苦难。

为了逃壮丁，肖跃辉将两个儿子登记在自己无子的兄弟名下。但是国民党天天来抓壮丁，肖能信、肖全生两兄弟只好躲在后山一个叫虎型山的薯窖里，两个妹妹肖针英和肖线英借砍柴偷偷去送点红薯、荞麦饭。就这样躲一天算一天，不知道哪天才是个尽头。

1930年的一天，村里从井冈山来了三位红军战士，宣传号召年轻人参加红军。到了部队，有饭吃，有衣服穿，还发枪，村里有6个青年报了名。肖针英姐妹俩偷偷到山上的薯窖里，告诉两个哥哥红军招兵的消息。

肖氏两兄弟想，在家里总是东躲西躲，没有吃没有穿，不如跟红军走，兴许还能保住性命。于是，趁天黑他们从后山的薯窖里逃回家，与父母妻子告别了一声，捡了两件旧衣服、两双草鞋，连夜就往井冈山方向追赶红军去了。

肖能信和肖全生兄弟俩不敢走大路，他们白天躲在山上的破木炭窑里，摘野山果充饥，渴了喝口泉水，天黑才赶路，用随身携带的柴刀砍开杂草，生怕被国民党的人发现。

他们大约追赶了七八天，才找到了在井冈山的红军部队。兄弟俩说明来意，讲述了自己的遭遇。红军战士把他们的情况给当时的连长林彪作了汇报，经林彪同意正式招收肖家兄弟为红军战士，并给他们发了衣服，登记了他们的信息。

通过一年多的学习、操练和参加战斗，肖能信和肖全生两兄弟慢慢成熟。1931年8月，因为肖能信对安福县西乡情况、地形熟，部队安排他回安福县西乡担任牌头乡主席，负责武功山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工作。

由于肖能信工作积极主动，能力强，被国民党当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悬赏30个大洋买他的人头。

1933年6月，肖能信被迫转移到泰山乡文家村高峰自然村后山一个叫土砖屋里的一户猎户家躲藏，并秘密开展群众工作。1934年8月的一天，由于叛徒告密，肖能信被敌人围困，并被秘密杀害于武功山脚下的后山里，时年27岁。

肖全生则跟随红军部队在井冈山、遂川等地开展反“围剿”斗争。1931年12月，部队在分兵进入永（永新县）安（安福县）莲（莲花县）时，根据部队首长安排，允许肖全生在路过安福县洋溪时，顺便回家看望一下父母和妻子。

肖全生的妻子肖柒英在1983年给民政部门普查员介绍：当时肖全生穿一身红军服，带着枪，是下午回家的，还有两位年龄相仿的红军小战士同行。他在家里只待了大约一个小时就火速追赶部队去了，哪里知道这次短暂见面成了他们的永别。

肖全生知道妻子不会做布鞋，因为当时要求农村妇女做军鞋慰问红军，所以肖全生把他在部队发的、群众送的两双黑布军鞋交给妻子，让妻子送给当地赤卫队慰问红军。肖全生交代妻子，要好好照顾家中父母，克服暂时困难，等他们革命胜利归来。

1983年，本村村民、当年红军担架队队员肖典蒙回忆，1932年7月，肖典蒙跟随肖全生所在的部队，在安福县田里赤架山与国民党打了一仗。由于敌我双方兵力悬殊，红军战斗失利，被迫转移到山区地带，继续开展武装斗争。1932年10月，在遂川县境内的一次战斗中，肖全生等56名红军战士英勇牺牲。肖典蒙等8名担架队队员目睹了这一惨烈的战斗场面，并含泪就地掩埋了这些年轻的红军战士的遗体。

1934年10月，红军西行，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肖典蒙因为身体残疾无法参加长征，被安排回家务农。回家后，他把肖能信、肖全生两兄弟牺牲的消息告诉了他们的家人。肖跃辉一家在万分悲痛中怀念亲人，并艰难度日。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没有忘记这些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

1952年，国家和政府给肖能信、肖全生烈士家庭发放了抚恤金，并在他们家的大门上挂上了两块“光荣革命烈属”牌匾。1983年，民政部为革命烈士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其直系亲属享受了烈士抚恤金。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烈士肖全生的妻子肖柒英多次参加红军烈士家属宣讲报告团，在全县各种大型群众集会上和各中小学校，作红色革命传统宣讲报告。

肖氏一门两烈士的光荣事迹，一直在当地广为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