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真十年磨一剑，继《沧浪之水》发表十五年后，终于推出了长篇小说新作《活着之上》。

读《活着之上》，感觉最深的莫过于主人公内心的纠结。这种内心的迷茫和痛苦，不但贯穿于小说的所有情节和细节，而且充斥于字里行间。作为历史学博士的“我”（聂致远）虽然胸怀理想，曾一度以陶渊明、曹雪芹等伟大先贤作为人生偶像，而焕发出强劲的精神力量。但在现实的困境里，却陷入了人际关系潜规则和学术腐败的沼泽地，从而变得步履沉重、举步维艰。“我”事事较真，一心坚守道德的底线，结果不光解决不了妻子赵平平的编制问题，解决不了自己博士论文的发表问题，就连学生班干部选举、评优、考试成绩这些教师最基本的“微权力”也在现实的逼迫下一一沦陷。

相反，我的同学蒙天舒即使抄袭“我”的论文，根本不屑于埋头学术研究，却因为迎合时代风尚，投机钻营，结果大不一样：非但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还通过各种学术会议营造的人际关系，结识了大批名人学者，编织了一张强大的关系网，左右逢源，风生水起，三十岁就做了历史学院院长助理，后来又成了研究生院的副院长……两者对比，“我”的内心无法绕过一个重大的人生坡度：是继续坚守纯净的精神高地，还是像蒙天舒一样，成为现实的俘虏？

小说不是简单地将现实中的某些黑幕揭开，而是通过大量鲜活的生活具象或心理剖析，来展示“我”的内心纠结。最刻骨铭心的，来自妻子赵平平。赵平平，一个漂亮的小学思想品德课教师，先是因为房子，让“我”这个博士倍感生活的压力，逼得“我”去写企业家传说，甚至想去做培训教师；后是因为编制，又让“我”这个博士屈尊去拜访区教育局赵副局长；再后来因为评职称，又不得不再三低头，去打招呼……每一次违心，都是一次痛苦的心灵煎熬。高校如此，走出社会，更是如此。作小学教师的弟弟致高为了攀附镇办公室主任范岗，不惜借用“我”的手机，利用“我”与范岗的同学关系，大肆拍马，而一旦接任镇办公室主任之后，又大肆收礼，利用职权开始建设新房。面对建房这一喜事，作为身在省城、做了大学教师的“我”却只能奉献区区的几千元……所以，老父亲也迷惑了，居然在心里也有了“到底是副教授大呢，还是镇办公室主任大？”的疑问。斯文扫地，情何以堪？“我”的内心越来越纠结，越来越郁闷。

从这个角度看，我以为，小说最重要的收获不在于以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直面高校学术腐败，直击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充满潜规则的现实环境下的挣扎、妥协、坚守和抗争，而在于它史无前例地凸显了当下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精神困境”，写出了这个群体在当下遭遇到的“人生坎坷”。为了张扬这种内心的纠结，作者不惜篇幅，大量地采用议论手法，对自我的心理纠结进行细致剖析，展现了“我”的痛，但也展现了“我”的纯粹以及最后的坚守。

当然，在揭开黑幕的同时，作者不忘“阳光普照”的一面，虽说经历了一路的心灵焚烧，但“我”的人生标杆，始终定位在曹雪芹身上。曹雪芹生前历尽患难，却从不向世俗低头，用生命铸就巨著，“我”最终也得以坚守精神阵地，撑住了自我精神海拔。虽说有童副校长、吴教授、蒙天舒诸如此类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丧失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但也有卢校长、冯教授这样仍然坚守道德底线的知识分子代表。

“生存是绝对命令，良知也是绝对命令。当这两个绝对碰撞在一起，你就必须回答，哪个绝对更加绝对。”这是千万个聂致远的迷茫，也是当代大多数人的疑问，值得深思。只有清楚而坚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寻找到我们的精神家园，知识分子才能拥有广阔的心灵空间。

文/郭志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