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采访吴欠娇  

今年3月，我在万安县涧田乡小东村进行革命历史走访时，快退休的乡文化站老站长何燕春引荐我去看望一位叫吴欠娇的老人，说她身上有很多故事。吴欠娇1925年出生，已经97岁了。这位老人虽然弯着腰行动不大方便，我仍然对她肃然起敬。

吴欠娇1934年时只有9岁，是个儿童团员。她讲述了苏区时期亲身经历的一些往事，其中就有雨中送信的故事。

“那是上半年的事，因为雨水多，送信那天正下着大雨。”吴欠娇记得很清楚。

“那年仗没打好，红军打得不顺，死了很多人，不断有伤病员从邻近我们小东的兴国、赣县那边抬着送到我们这坑里来。他们那边也有红军医院，还往我们这里送，肯定是伤员太多了，他们忙不过来。”小小年纪的吴欠娇不知道当时苏区中央换了领导，“左倾路线”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善于指挥打仗的毛泽东受到排挤，离开了红军指挥岗位，错误路线使得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

那天上午，吴欠娇象往常那样，跟着妈妈在红军医院帮忙。多半的事儿是帮着医生护士跑上跑下传拿东西，烧开水，找寻伤病员的血衣脏裤到小溪边洗干净、晾晒好。她刚抱着一堆脏衣服要交给村妇女洗衣队的队长，村苏维埃主席老雷就来找洗衣队长了。

“凤姑，你们洗衣队能不能抽个人去送信？”

“洗衣队已经有七八个人去了担架队，现在连我在内只留下了三个人，你看这一堆衣服……送信？平常那不是赤卫队的事吗？”

“你忘了？赤卫队不是都编进红军上前线了吗？”老雷说。

为了反“围剿”，村里的青壮年积极参军参战，一批批上了前线。凤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见到大人们犯愁的样子，吴欠娇说：“不就是送个信吗？我去吧。”“这可不是从上村到下村，也不是野猪坪和枫树坳，你们天天跑来跑去的地方，这信是要送到赣县的里仁，有六七里山路呢，你去过那里吗？”老雷望着个子小小身体瘦弱的吴欠娇，不放心地问道。

“过年的时候跟爸爸去过一次。我记得从这里去里仁只有一条路，没有叉路就不怕！”

看着愿意接受任务的吴欠娇那么纤瘦娇小，老雷有些心疼，但眼下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去跑这一趟。“那就你去吧。”老雷从衣袋里拿出一个小竹筒，就是村边路上常见的小竹子锯下的一节。

吴欠娇以前送过信，她知道，一般的通知之类的信或者油印的传单，都是折好的纸条，拿着送过去就行。要用小竹筒去送的东西，不但更重要，还需要保密。

老雷仔细地交待：“信是送给里仁红军后方联络站的，联络站在大樟树边的祠堂里。最好交到黄站长手里。那人跟我差不多年纪，个头也差不多。他若不在，就找厨房的孙阿婆。你见到他们，不管是谁，你先说：‘有黄豆子吗？’他们说有，而且给你一粒黄豆，那人就对了，你才可以把竹筒交给他们。”

吴欠娇认真地听着，点了点头，表示记住了，戴上用箬叶做的斗笠，冲进了雨中。

这天雨真大，下个不停，还刮着风，没跑出多远，吴欠娇衣服就湿透了。毕竟是在大山里长大的穷孩子，从小跟着大人在山间转惯了，在小路上她走得很快。大山她早熟悉了，也不怕什么野兽虫鸟。虽然很长一段山路上见不到一个人，但走了一阵也看到了几幢屋。都是一条坑的客家人，问个道方便多了，知道走的方向没有错，吴欠娇高兴着呢。不过也有担心的事：她怕塞住筒口的那个竹节做的“帽子”会有水渗进去，使里面的信件湿了。

听她讲到这里，我们也担心起来：“你的衣服都湿了，那怎么办呢？”

吴欠娇平静地笑了笑说：“我把信放在胸前。装信的竹筒竖直着放，竹节‘帽子’那头在上，有水也不怕。水总是往下流，不会湿了里面的东西。一路上我怕竹筒掉了，总是用手把它按在胸前。”

好在万安小东去赣县里仁不太远。接近中午的时候，吴欠娇到了目的地。她先找姓黄的站长，不在。在厨房，吴欠娇与正在炒菜的孙阿婆接上了头，把竹筒交给了她。吴欠娇饭也没吃，手里握着那颗黄豆，又戴上箬叶斗笠，冒着风雨跑在返回小东村的山路上。

文/耿艳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