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福县车田村罗隆基故居  

■李梦星 文/图

文章节义并重，是庐陵先贤典型的精神特征，也是千百年来庐陵盛传不衰的优良风气。先贤们不仅富有才学，而且注重道德修养，保持耿介、高洁的品格操守。近现代有幸从吉安走出去的学子们，有的进入新式学校受到民主与科学的教育，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或革命者；有的远渡重洋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民主思想，回国投身于改造社会的大潮之中；有的刻苦求学，成为著名的学者，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展效力，成果显著。他们从小深受庐陵文化的熏陶，继承优秀传统美德，勤奋致学，又保持独立的人格，不趋炎附势，坚持正义和正道。

民国时期安福的“精英群”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都是为民族振兴勇往直前的急先锋，都到国外留学，都有广博的知识，都保持了高洁的节操，显示出庐陵先贤那种儒雅而正直的道德风范。

１９１３年，安福枫田的少年罗隆基，以江西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学制８年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４年后，寮塘１３岁的彭文应又以江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接着第二年江南１４岁的王造时跨入清华。三位安福学子，都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之中，接受了民主与科学的洗礼。罗隆基是清华园“五四”之火的最早点燃者，李大钊称赞说：“一个江西粗布土衣的学生把清华园掀开了。”他还是令军阀头子段祺瑞胆寒的“江西三只虎”之一。彭文应担任了《清华周刊》的总编辑，宣传革命思想。王造时则成为清华学生评议会的主席，曾作为北京学生代表去武汉推动学生运动。

三人先后都到美国留学，都学的是政治学，学习社会革命知识。灾难深重的祖国把他们召唤回来后，三人都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之中。他们赞同和支持共产党的主张，对国民党的腐败和对人民的黑暗统治表示愤慨。罗隆基为抗战而奔走呼吁，他不受蒋介石的拉拢，参加发起和创建了中国民主同盟，全力从事民主运动，反对独裁统治，反对内战，谋求和平，成为共产党的可靠朋友。彭文应参加了抗战救国会和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公开拥护共产党，拒不参加国民党，极力支持民族统一战线，加入民盟后参加了争取民主和平的斗争。王造时与宋庆龄等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被国民党当局视为“反动首要”。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关押知名爱国民主领袖“七君子”事件，王造时为“七君子”之一，与反动当局斗智斗勇。出狱后，王造时到吉安开展抗日活动，创办了《前方日报》，呼吁团结抗战，反对法西斯独裁。他又在上海创办自由社，出版进步书刊，反对内战，支持民主运动。终其一生，无论顺境逆境，他们始终保持淡泊宁静、洁身自好的儒者风范，为国家的文明和社会的进步贡献才智，其道德文章在现代文化史上留下了美名。

我国改革开放后评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当中，有两位是吉安县人。一位是１９２９年出生的固江人王梓坤，一位是１９３４年出生的永阳人游效曾。王梓坤原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是世界著名的数学家。游效曾主持南京大学配位化学研究所工作，世界著名的化学家。这两位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专家，在不同的领域取得了突出的研究成果，是新中国科学工作者的杰出代表。他们同样从小深受庐陵文化的熏陶，养成了孜孜不倦治学、堂堂正正做人的品格。

王梓坤在天祥中学读过书，他多次说过，国难当头之际，文天祥的事迹和精神激励他刻苦学习。回乡探亲或讲学时，他专门到故地重温往事。游效曾在接受《江西日报》记者的采访时，屡次谈起家乡，说文天祥、胡铨等古代先贤让他自豪。这两位知名度很高、桃李满天下的教授，本可得到令人羡慕的物资享受，但他们却淡泊名利，生活俭朴，正直无私。王梓坤任北师大校长时，亲戚去北京探亲，见他常骑一辆旧自行车去上班，住的是两室一厅的小套间。汕头大学聘任王梓坤为兼职教授，安排了一幢小别墅住，他说要那么大的房子做什么，住个套间就可以了。我在汕头大学听校领导谈起此事，由衷敬重。我看到过对游效曾教授的专访，说他的办公室很陈旧，椅子是断了脚修好的，电风扇生了锈。记者赞叹道，没想到一位手握巨资掌管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教授，却不讲究生活工作条件，令人钦佩不已。

还有著名的畜牧兽医专家永新人盛彤笙、桥梁动力学专家泰和人曾庆元等中科院院士，以及当代多位吉安籍“大师级”学者，莫不承继中华民族俭朴、清廉的优秀美德，是庐陵文章节义并重优良传统传承弘扬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