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渐鸣

在我看来，永远不知道明天画出什么，这才是艺术创作最佳的状态。

简单点说，笔墨、构图、意趣，是构成国画最基本的三要素。有的人停留在前二者，满足于临摹式的拼搭和程式化的复制，搞“流水线作业”，这都有悖于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创作，需要灵感、激情，能触动自己某根神经再以之打动别人。而灵感与激情不可预测，因此，优秀的艺术家都会说：我最好的作品还在后面。

朱新建说：“画画的不能总是玩点技术，越来越熟，比如说吴昌硕，就像是玩杂技的总头目。”吴昌硕的技法和构图无疑是一流的，但他画一辈子都跳不脱传统的题材，因此稍乏生趣。被吴昌硕讥为“北方有人学我皮毛竟得大名”的齐白石，他的聪明之处即在于题材的开拓，传统的梅兰竹菊松石之外，能把蛙虾虫鱼笆秤算盘等入画，他对生活中的事物极其敏感，善于从平凡中提炼发掘美，令读者感到亲切而意外。即便是画人物，他也不喜欢画得正襟危坐带有说教的意味，而是颇富情趣，如《掏耳图》、《人骂我，我亦骂人》，诙谐生动，妙趣横生。齐白石的画，于传统中出新境、有“我”在，于意趣上超过了吴昌硕。可惜的是，后来学齐的人，没几个悟得这一点，光去学他的笔墨造型，遂至又堕入“皮毛”之诮了。

经历即是财富。齐白石乡间生活的经历和一生未改的农民本性在他的作品里打上了深深的印记，这是惯于遗老生涯的吴昌硕所没有的。如果说吴昌硕画里表现的是一种旧式文人的风雅，那么齐白石表现的则是田园式的质朴清纯。所谓“风格即自身”，一个人的气质、性格、情感（这些或可统称为“心性”）都会印在他的作品中，我之前所说的“心相”，无不是这些东西的折射。

既知“心相”在，便当先明了自己的“心性”。心性里有你对某种美最天然的感悟能力。有的人奔放、有的人含蓄；有的人喜欢文一点的，有的人喜欢野一点的。从心性出发，选好出路才是对的，而不是人云亦云，或盲目听从别人的经验嚼别人的剩菜残羹。画画，当然要着意于技法的完善（这个与时间有关，黄宾虹晚年那样“浑厚华滋”的笔墨不是年轻人所仿得出的），更要珍视这个“心性”的发现。

一天我看到齐白石的一幅画，画的是两个畚箕和一把锄头，这突然触动了我内心那根温暖的神经，我想起老家的那些农具，于是也画了一对畚箕和一把锄头（当然，它们的样子与齐白石的有些不同），想到现在正是挖芋子的季节，奶奶常常在蒸饭时把红薯芋头一起煮，那种好吃的味道至今难忘。于是，我在画上加了些芋子，几点红芽顿时让画面鲜活许多。沉浸在对从前的美好回忆中，我欣然题下“少年滋味此中知”的诗句。

第二天，我看着这幅画，回忆的大门由此轰然打开，又想起：出每日扫地倒灰、放学后跳房子、夏夜松灯簪鱼、除夕节磨豆腐、晨起开笼喂鸡、泥塘放钩钓鳝、带饭步行上学、撒米张匾捕雀、周末烟田劳作、踩高跷滚铁环、扯葛藤跳大绳、年前都打麻糍、剁菜以备猪食、夏日场上晒谷、雨天檐下结绳、早晚出门放牛、暑假烈日割禾、傍晚担水浇菜、雨后松林拣菇、灶下把火做饭、饭前不忘喂猪、农忙洗衣晾晒、寒假山坡砍柴、寒冬围炉夜话……这些童年有苦、有累、有趣的人、事、物现在想来是多么优美如诗温婉如画，于是我有了画它们的冲动。

整整两天时间，我的内心勃发着创作的欲望，每天画十多张仍兴犹未尽。之前，我画的多是花花草草，我惊讶于自己能突然画出这么一个题材。这批画以实物为主，牛、猪、狗和小人物，原非我的擅长，然而当时脑子里闪出这个意象，取意遗形，竟也有几分意思——这就是“心相”，用王国维先生的话说，是“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东坡先生早说过“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若能表现出童年的几丝意趣，像与不像又有什么关系呢？对着满墙从记忆中走出的旧物，现在的我好比与儿时的我面面相觑，一句诗不禁感慨而出：“少年不识其中趣，识趣而今不少年！”

画画，若只会搬用前人的套路，多少有“古色斑斓真意少”的遗憾；若只会对物描形，则又不免媚俗。齐白石曾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何谓学？是指学习的方法，我的理解是：但师其心，不师其迹。我这个系列的创作，可否视为师白石之心呢？

——画，要活泼泼的。我一直这样提醒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