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思政匡水秀

古柏，一棵令人称奇的古柏！奇特之处不光在于其胸围4米多，高达15米，主干2米多高处均匀地分叉为二，一枝在院内，一枝完全伸出院墙外，极象一个巨型“Y”字。还在于这两枝——其中院内一枝至今仍生机勃勃，而“红杏出墙”的一枝光秃秃的，连树皮都没有，仅剩大大小小的枯枝。

奇特的古柏见证了90年前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记述着一段可歌可泣的人民对敌斗争历史。

这棵古柏位于中共水东区委旧址绕源村明德堂前院内。绕源村今隶属于青原区富滩镇社山村委会，地处泷江与赣江交汇处东面四公里的山旮旯。村四周小山连绵，溪流环绕，树木茂密，土壤肥沃，水旱无忧，成为兵家觊觎争夺之地。中共水东区委原驻地紧邻吉安城区，斗争极为复杂，为避敌锋芒便于开展工作，区委于1930年11月，从水东杨家庄迁往相对偏僻，群众基础较好的绕源村明德堂办公。

明德堂为刘氏宗祠，占地1500平方米。祠堂院门曾有一座高大的牌坊，雕梁画栋，气势恢宏，村人称之为“远明会”。然而，至新中国建立时，明德堂辉煌不再，仅存前院内这一奇特的古柏。古柏已近900岁了，为宋建炎二年(1129年)绕源肇基主刘恢、刘皓两兄弟所栽。当年兄弟俩栽下的风水柏，下部竟分叉两枝，并驾齐驱，郁郁葱葱。院墙外的枝叶下曾有一精美古民居，名曰“花厅”。绿树、花厅与明德堂牌坊交相辉映，曾是绕源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可是，90年前，绕源村连同这道风景线遭遇了一场空前劫难。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鹄（今富滩）属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边缘。1931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亲任总指挥，对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此时，红军主力还在闽赣边界回师赣南途中。吉安赣江以东红色区域的迎敌斗争，由红军独立第五师和当地赤卫队、游击队负责。

1931年8月中旬，国民党吉水县靖卫团长郭某带领几十名团丁从值夏至绕源一带搜集红军线索。他们尚未进村，即被水东区委哨兵发觉，区委火速派员通知在源头、丹村一带活动的中鹄游击队。一百多名游击队员在队长蔡拔萃率领下包抄过来，穷追猛打。郭某左腿受伤，带着手下团丁狼狈逃往值夏。

郭某恼羞成怒，于次日凌晨搬兵一个营，连同自己的靖卫团残部气势汹汹，对绕源村实施偷袭。郭某摸掉了中共水东区委和游击队的明哨，暗哨鸣枪报警，区委和游击队迅速转移。郭某以“土匪窝”“通匪”为名，实施疯狂报复，对绕源村进行惨无人道的烧杀。村中的耄耋老人刘圣采、刘聿迪等（近年先后作古）回忆起当年土匪的暴行仍历历在目，潸然泪下，心有余悸。他们说，匪兵突然进村，见人就抓，村民们猝不及防，一些没来得及出逃的则躲进楼上禾草中、谷仓里。明德堂旁两栋民房楼上躲了三四十人。匪兵见抓不到人，就放火烧房。在这危急关头，地下共产党员刘祖萦的妻子郭冬梅不顾自身安危，跑到各条巷道内高声大喊：“匪兵放火了！快出来往山上跑！”

大家慌忙从家里跑出来，并拼命扑打火苗。郭某和匪兵围上来对郭冬梅用脚踢，用枪托砸。郭冬梅边退边继续大声呼喊，被匪兵逼得无退路，她跌进了明德堂前的水塘里。匪兵继续用枪托往郭冬梅身上砸，最终郭冬梅溺水，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却救下了几十位村民。此间，李月菊等大胆的村民待敌人到别处放火之际，跑出去扑火。匪兵们对救火者进行殴打，李月菊也被打得遍体鳞伤。

随后，郭某把全村人赶到村东口的大樟树下。四周站满了匪兵，并架好了机关枪。郭某一瘸一拐地走上前，声嘶力竭威吓村民交出“共匪”和“通匪人员”，否则全部枪杀。为了保护村民，几位干部主动站了出来，随即被土匪绑押起来。村民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落入敌手，欲哭无泪。他们亲眼看着自己的房子、粮食、财产化为灰烬，捶胸顿足，哭得昏天黑地。匪兵折腾到下午时分，才押着九名“通匪”嫌疑人离去。

事后清查统计，国民党此次暴行共杀害村民3人，烧死4人，抓走9人。被抓的村民押解至值夏镇马埠村（当时归中鹄区四达乡辖）严刑拷打后，剖腹挖心而死。建国后，此次浩劫中英勇斗争的遇难者均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共烧毁大小房屋99间，其中祠堂4座。水东区委旧址明德堂损毁尤为严重，土匪纵火烧“花厅”时，大火腾空而起，烈焰直冲十多米高，将古柏探出墙外的分枝炙烤起火燃烧，整枝被活活烧死。

今天，这枯枝依然牢牢地依附在树身上，与院内分枝形成鲜明对照，一活一死，一高一矮，一半茂盛一半枯槁———仿佛要永久地向世人昭示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以及革命群众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