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巴金

今年7月，笔者从吉水盘谷镇谷村收藏的宣统《仰承集》中，发现一篇作者署名“诚斋杨万里”的《复斋记》，翻检四库本、四库荟要本、四部丛刊本和清乾隆家刻板《诚斋集》，以及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出版的《全宋文》，得知该文均未被收录。现将《复斋记》抄录并标点如下：

乡先生李直卿，讳次鱼，为酒正，于长沙之明年，遗余书：“吾得一官老矣，林壑之弃而尘嚣之归，忽忽乎未知为官之乐也。吾即公馆之左右为斋房焉，旦则诣太府宪曹，公事已则独骑一瘦马，从三四老兵以归。归则休于斋，扫地，焚香，盥手，取架上《周易》《论语》《中庸》《大学》、濂溪、伊川等书，纵观之，欣然若有得焉。渺渺乎吾未知古人之远，因取《易》之‘不远，复’，与夫子所以告颜子之说，铭吾斋曰‘复’焉。子盖为吾记之，吾将持子记以见帅府张公，求赋诗焉，子其勿迟。”

余曰：心无放焉有复，复无说焉有记，抑吾尝观物有感矣。

客有吴于家而蜀于游者，盖其所见天下之奇观未尝有也。见天下未曾有亦足乐矣，而有不乐焉，鈭离焉，愁思焉，身在蜀也，心未始不吴也。何也？居者思行，行者思居也。思故归，归故乐，士之于学有如吴之家者乎？士之言曰：“人不可以孔颜也。”且夫见儒子之入井则恻然，强之为穿窬则艴然，士独无此心乎？士无此心，则信不可以孔颜矣！此心，吾之家也。家焉而不家其家，客焉而不归其归，又从而尤之曰：“家不可归。”惑矣哉！归之，近者心必觉，其中充然，其外愉然。先生之学以复为主，先生其初不知为官之乐，今乃不知古人之远。先生之复其近乎？其远乎？吾将候其愉然，以贺其充然也。

求记人叫李次鱼，字直卿，谷村人，1140年中解试，1163年官长沙酒正，后转任金溪县丞，是杨万里第二个儿媳李氏的祖父，光绪《吉水县志》卷36和宣统《仰承集》卷6均有其传。

一、作记时间。谷村《仰承集》卷5载：“癸未特奏，任长沙酒正。”再依据记文中“于长沙之明年”，可知该文撰作于1164年。那年正月，时任临安府学教授的杨万里因父亲患病而回乡，八月父亲去世后在家丁忧，由此可推测李次鱼写信索记时，作者正在家照顾生病的父亲。因为按照惯例，官员开始丁忧后，不宜写诗撰文。

二、姻亲关系。李次鱼的长子叫李概（1133年—1200年），字仲承，1162年中解试，1187年为特奏名进士，官武冈县簿、赣县主簿等。《诚斋集》卷132有《赣县主簿李仲承墓志铭》，说：“予中男次公之妇翁李仲承主簿，窀穸有日，其子仁……女三人，长适承务郎、监衡州安仁县税杨次公。”可见，李概的长女即是杨万里第二个儿媳妇。

三、作记可能。依据李次鱼中解试的时间以及长子李概的出生年，可推算他比杨万里大15岁左右，两人一直有较好的私谊。他俩都喜爱钻研《易经》，又有老乡之情，有不少唱和诗文，后来还结成儿孙亲家。但李次鱼仅中解试，入仕年龄偏大，官职不高，想必也极仰慕杨万里的才华，写信索记也是情理中的事。杨万里为这位老乡加兄长写一篇记文，势必无法推脱，而且《诚斋集》中应邀作记的现象极为普遍。

四、记文文风。杨万里因诗成名，致使诗掩文名。其实，他的记文艺术想象宏大，表现手法灵活巧妙，语言风格鲜活多变。他尤其擅长思辨和议论，对世道人心常会作一些精僻分析，归纳提炼的观点会让人觉得有“味外之味”。笔者从作者交待友人索记缘由、记文中融入哲理内容、言及矛盾的协调处理等角度予以综合分析，发现《复斋记》与其他记文一样，均具有以上诸多特点，写作手法也很类似。

五、假想推测。雍正《江西通志·李次鱼传》卷76之后，编纂者写有一段按语：“朱子《复斋》绝句一首，初不言为李直卿作，张南轩诗中所云复斋记，亦不详为何人作，姑仍旧志存之。”笔者认为，既然李次鱼能请杨万里作《复斋记》，不排除杨氏曾将朱熹、张栻引见给李次鱼。李次鱼曾任金溪县丞，张栻赴任严州知州、朱熹去福建武夷山等，在抚河中乘船必须经过金溪县境，请他俩为自己的书斋题写赠诗那就不足为怪。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尽管《复斋记》也存在一些无法解释的疑问，但记文中很多内容与地方文献的记载能相互印证，它应是杨万里撰写的一篇珍贵佚文，弥足珍贵。这篇佚文的发现，可增补杨万里文集、吉安地方志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