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郭欢

近日，吉安县永阳镇渡头村村民温秋媛将院子里的上千斤柴火搬上了楼。因为女儿将在来年正月出嫁，温秋媛怕这些木柴堆放在院子里一是影响美观，二是柴火在院子里被风吹雨打不好保存——这是五年前患有肝癌晚期的丈夫担心自己走后，留下妻子一个女人在家没柴火用，特意为她准备下的。

五年过去，上千斤柴火，温秋媛一斤没用。丈夫去世后儿子儿媳给她买了液化气灶，如今家里烧水做饭主要依靠的是电和液化气，省去了不少事儿。

改革开放40年，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在波澜壮阔的洪流中，每一个个体都被裹挟。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温秋媛在家务过农，进城打过工，当过老板娘，享受过改革的红利，也被时代淘汰，在她人生的起落里，灶台伴随其大半生，人间烟火里有着寻常百姓家最真实的改革变化。

耙松茅，“上”柴火，烙印在许多人的青春记忆

在物资匮乏但孩子众多的年代，大锅大灶流行于吉安的农村家庭。每家的厨房都至少配有三个灶口，一前一后外带一个恒锅（保温用），一家人包括牲口的饮食全都来自于此。落叶、茅草、枯枝、木柴等燃料成为每一个家庭的必需储备。

温秋媛出生在吉安县永阳镇的偏僻农村，家里7个孩子，温秋媛排行第三。父亲在城里工作，母亲和奶奶带着未成年的孩子留守农村。

1978年，大姐随父亲进城念书。十多岁的温秋媛和二姐是家中除母亲和奶奶以外的主要劳动力。虽不用下地干农活，但家里的燃料基本依靠姐妹二人。她说：“只要天一光（亮），奶奶就要我们去耙松茅，不然别人抢了先，就没我们的份了。”

每到冬天，“上”柴火，是家里一件颇具仪式感的事。趁着天气晴好，温秋媛要把晒干的木柴搬运到打扫好的阁楼上，码放好。这是家里来年开春以及整个雨季的主要燃料。耙松茅，“上”柴火，占据了温秋媛整个青少年时期的记忆。

上世纪80年代初，大姐在城里成了家。到大姐家做客，温秋媛看到姐姐家没有专门的厨房，厨房是住在一起的几户人家共用的，一家一口小小的灶。姐姐另外有一个小煤油炉，有时也会用煤油炉。虽然不用像在农村家里一样和邻居抢茅草，“上”柴火，但灶里烧的都得花钱买。她觉得，城里的生活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好。

改革的春风吹活了市场经济，也吹向了灶台

如果说因为每家的人口多，大锅大灶更为实用，那么市场经济则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农村灶台的功能性。

1987年，温秋媛结婚。丈夫是邻村人，有门打铁的好手艺，在天河煤矿有自己的铁匠铺。当村里人还都在面朝黄土背朝天，所有经济来源只能依靠土地的产出时，温秋媛家已经有了令人可喜存款数额。1990年，我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56元，而温秋媛家已是人人羡慕的 “万元户”。

上世纪90年代初，吉安的市场经济已经明显活跃起来，铁匠铺的生意愈发红火，夫妻二人不仅在天河煤矿建起了一栋三层小楼，还买了全村第一辆摩托车。

四口之家用不上大锅大灶，电饭锅、煤球炉，走进了她的厨房。同样，变化也在吉安农村悄然发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家乡、离开土地，远赴广东、浙江等地打工，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人。没有了青壮年劳动力，许多农村家庭都不再饲养猪、牛等大型牲口。年轻一代生育数量的减少也让很多人家的大锅大灶只在逢年过节时才有用武之地。煤和电等能源的普及，也推动了茅草、秸秆等燃料逐步退出农村家庭的灶台。

退出的必然，变化是时代永远不变的主题

“山上的‘烧’（当地泛指燃料），现在是没人会去收了，原来的山路都被它们盖住了。”温秋媛告诉记者。

随着务农的人越来越少，以及天河煤矿的日益衰败，人口不断迁出，铁匠铺的生意一落千丈。 温秋媛和丈夫只能结束铁匠铺，回到永阳老家。

人至中年，没有学历，没有技术，一方面要供孩子念书，另一方面家里还有丧失了劳动能力的老人要赡养，2007年，温秋媛第一次走出家门进城务工。2012年，丈夫被查出患有肝癌，温秋媛感觉天要塌下来了。丈夫去世后，给家里留下了巨额债务。

当一家人处在悲伤与惶恐中时，村里将温秋媛家列为贫困帮扶对象。按照“有能力”的“扶起来”,“扶不了”的“带起来”,“带不了”的“保起来”,“住不了”的“建起来”，温秋媛的儿子儿媳都分别进了本地工业园的企业，每月工资总收入5000多元，让她在天命之年重新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改革开放40年浪潮激荡，这当中有困难，有挑战，但我们不懈奋斗、与时俱进，用勤劳、勇敢、智慧书写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