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书院  

■刘黎霞

会讲是中国古老的学术研讨方式，春秋时期，从老子到孔子再到墨子，都采用会讲方式传道授业，他们和其弟子聚集在一起，通过问答方式，进行学术交流和文化传播。

宋代，随着理学的兴盛推广和书院的迅速发展，会讲逐渐成为书院教学中形式更加活泼、理论更为深奥的教学方式。

创办于南宋晚期的白鹭洲书院，会讲曾是书院主要教学方式。创办人江万里是朱熹的再传弟子，本身就是理学名臣。书院创办初期，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担任书院主讲，便亲自为诸生讲学。书院著名山长欧阳守道在《白鹭洲书院山长厅记》中写道：“书院初建之岁，先生亲为诸生讲授，载色载笑，与从容水竹间，忘其为今太守古诸侯。”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会讲”深受师生喜爱，更能感受到江万里与学生亲如父子的情谊。一生倾情教育珍爱人才的江万里在晚年回忆自己一生时常叹：“平生士气之乐，惟鹭洲一事。”

书院的会讲在江万里之后，得到山长欧阳守道的坚守与弘扬。欧阳守道本身也是理学家，南宋理学巽斋派领袖。巽斋即欧阳守道的字号，以他的字号命名一个学派，可见他在理学领域的影响。任书院山长之前，他曾跟随江万里到书院聆听其讲学，深受影响。几年后，他应江万里之邀任白鹭洲书院山长，承袭了江万里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书院会讲之风日益浓厚。至南宋末年，书院吸引了吉州各县诸多俊杰来书院游学，出现了“来游挟策者，不于州学则于书院”的盛况，书院办学规模达到数百人。

元代，程朱理学成为官学被教条化，学者对程朱理学虔诚尊信，不敢置疑。白鹭洲书院也受大势影响，会讲辩论之风渐衰。直到明代中后期，书院会讲迎来又一次兴盛。

嘉靖二十一年（1542），白鹭洲书院迁建至府城南关外的仁寿山慈恩寺，改名为白鹭书院。是年，王阳明弟子、吉安阳明心学领袖邹守益、欧阳德、聂豹、罗洪先等先后来书院举办讲会。与此同时，书院还请来了当时全国著名的理学大儒罗钦顺来书院讲授理学。罗钦顺是明代著名哲学家，程朱理学的改造者，明代“气学”的代表人物，在当时，其哲学思想与阳明心学分庭抗礼。两种不同的哲学流派在白鹭洲书院碰撞，充分证明白鹭洲书院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学术态度。

书院会讲的再次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正德五年（1510），明代著名心学大家王阳明任庐陵知县，政务之余常聚众讲学，宣传其心学理论，倡导“知行合一”，化育人心，辅以施政。众多吉安士子聆听其讲学后，倾其一生追随，传播心学，后逐渐发展成为阳明心学江右学派。嘉靖初年开始，阳明弟子在吉安大兴讲会，通过这种方式传播、探讨王阳明心学。讲会，是在会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讲学形式，在明代后期，讲会有两种指向：一种是和传统的会讲一样，指聚会讲学；另一种是指传播阳明心学的社团组织，如青原惜阴会、永丰求志会、吉安依仁会等。这些组织大多以书院为依托，开展聚众讲学活动。不同的是，会讲是不定期举行，是书院教学的辅助形式；而讲会则是定期举行，分为年会和月会，是制度化、规范化了的传播教育方式。

讲会的出现，极大促进了民间书院的发展，也推动了阳明心学在吉安的传播。吉安，成为全国阳明心学传播重镇。身处这一文化中心的白鹭书院，当仁不让地成为心学传播的重要场所：

嘉靖二十五年（1546），邹守益、罗洪先、聂豹等组织第5次青原大会，江南各省与会者数百。会场先设在青原山，后移至白鹭书院，再移至安福复古书院；

嘉靖三十六年（1557），白鹭书院举办大型会讲，邀请邹守益主讲《大学》《中庸》合一之旨。这次会讲吸引了省内近千名学子与会聆听，江西提学副使王宗沐亦慕名率众而来，开创白鹭洲书院会讲参与人数之最；

万历元年（1573），白鹭书院由城南仁寿山迁至城北庐陵县学，特邀请尹台、胡直、曾于拱等心学大家来书院会讲；

万历二十年（1592），知府汪可受复建书院于白鹭洲上，当时著名的心学代表南昌万廷言、吉水曾同亨、安福邹善、庐陵习孔教、陈嘉谟等积极倡建，先后在书院举办会讲；

万历二十三年（1595），王阳明第三代弟子代表邹元标与贺沚、罗大紘、甘公亮等人先后会讲于白鹭洲书院，听者云集，江西岭北道参承龚道立亲临大会，书院学术之风大兴；

万历三十三年（1605），邹元标参加青原大会，南昌章潢应邀参会，庐陵刘教、刘日升，泰和郭子章、安福邹德溥、吉水罗大紘、刘同升等心学传人各率弟子与会，后移会于白鹭洲书院；

清康熙二年（1663），湖西道守施闰章主持会讲于白鹭洲书院，各地学者赴会者近千人。

白鹭洲书院有记载的最后一次会讲活动在康熙五年（1666），湖西道守施闰章再次在吉安城组织大型会讲活动，先在城南仁寿山景贤书院举办，后移会于白鹭洲书院。这次讲会，他专门邀请湖南名士杨洪才来讲姚江之学，与会的浙江名士毛奇龄因与杨洪才观点相左，而展开激烈辩论，他们围绕着“是否宜舍事物求心情”之论，辩论了三天三夜，就连吃饭的时候，两人还在辩论。最后以杨洪才“不”之辨胜出，毛奇龄对杨洪才的学说心悦诚服。这次辩论，史称庐陵辩论，名噪一时，载入史册。

有学者认为，明代后期，吉安成为全国阳明学研究和传播中心，重要的标志一是安福惜阴会和复古书院，二是青原阳明讲会。尤其是青原阳明讲会，不仅是江右王门学派的大本营，更是全国性阳明学交流中心。

白鹭洲书院在阳明学传播的历史大潮中顺势而为，成为重要会讲之所。据《吉安书院志》记载，从嘉靖十二年至康熙年间，阳明弟子在青原山召开规模以上的讲会有九次，而在白鹭洲书院也有九次之多。所以，著名明史学家方志远教授说：“与其说阳明精神俱在江右，倒不如说阳明一生精神在庐陵，在白鹭与青原之间也！”

明代后期的白鹭洲书院会讲，虽然不是阳明心学讲会组织的驻会书院，讲会活动也不象安福复古书院那样定期召开，但因其位于城中，规模大，档次也高，影响力更是非凡：

其一，讲会主讲者都是江右王学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领军人物。

其二，组织讲会活动的大都是名宦贤臣，如汪可受、郭景昌、何其高、钱一本等，是当时的吉安知府、庐陵知县，施闰章则是湖西道守，品阶更高。本是民间自发的讲会活动，得到官府的认可并大力推广，甚至成为施政者管理教化乡民的重要方式，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其三，讲会的参与者来自全国各地，不仅有各地淳儒贤达，还有高级别的在职官员，如江西岭北道参承龚道立、江西提学副使王宗沐等。

在讲会活动的推动下，一个方圆不足九里的吉安城，一时间齐聚江南名儒，他们以化育人心为使命，奉知行合一为圭臬，以圣人功德为标杆，学圣人之学，志圣人之志，终其一身不遗余力弘扬致良知，在白鹭洲书院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华美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