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儒罗钦顺(之二)
出生于书香门第,又“早以儒冠对紫宸”,罗钦顺一生应该说是完满的、无憾的。这样的“美丽人生”总不如历经坎坷而终名就功成者更吸引人。

出生于书香门第,又“早以儒冠对紫宸”,罗钦顺一生应该说是完满的、无憾的。这样的“美丽人生”总不如历经坎坷而终名就功成者更吸引人。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即便是小说中的人物也好,著述者也总是报以对主人公深切的同情和祝愿———期望他笔下的人物,“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罗钦顺起点很高,他以一甲第三名的成绩中进士,遂赴京做官,为翰林院编修,数年后又升迁为南京国子监司业。之后,遭遇了一次挫折———因忤宦官刘瑾,被削职———但这样的经历,对于一个传统官僚来说,乃是不可抗拒之因素,再顺畅的官员其仕途也并非尽善尽美。刘瑾被诛后,他很快被重新起用,且一路晋升到吏部尚书。如果不是后来罗钦顺坚执地辞官不做的话,相信他的仕途远没有到顶,他还会做更大的官。按照堪舆师的说法,他家的祖坟一定葬得很好,让他以及他的家族过得这样滋润。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他所拥有的一切,正是在可梦想的范围之内。要知道,他所亲历的明中期,是个政治昏暗、腐败丛生、危机四伏的时代,多少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在官场逢迎,依然难保厄运防不胜防地给予一击。凭什么罗钦顺可以做得这么顺风顺水,最后还给脸不要脸地向皇帝“撒娇”说要辞官还乡?甚至历经四任皇帝人事更迭频繁而依然不倒,难免让人质疑他的品质———钦顺是否是那种城府很深、没有立场的“两面派”?

《明儒学案》里记载的两个故事,很能说明他的操守和品质。其一是,武昌有个刘姓官员升迁工部,来向钦顺辞行,钦顺赠之以诗。后来此公下狱,杨爵、钱绪山等名士都依韵和之,并传到钦顺那里。有一天,某士大夫来京,钦顺对他说,刘公升迁时为他写的诗觉得尚欠推敲,没有寄出,刘公入狱后才寄出。杨爵感慨地说,罗钦顺从不以书简结交权贵,却不合时宜地给罪人写诗,此老有浩然之气。其二是,有个南丰儒生李经纶,不满于王阳明和湛甘泉的学说,以理学自负,曾著有《卫道录》。他听说钦顺作《困知记》,与阳明辨心性之异,大喜,便想投靠钦顺,聚集生徒,自立门户,谁知被钦顺拒绝———虽然在学术上不同意王、湛,罗钦顺主张学术争鸣不应有门户之见,更不屑拉帮结派相互诋毁。李经纶多次吃到闭门羹后,转而开始攻击和贬抑钦顺。

罗钦顺的洁身自好、严于操守,就连同为王门学者的黄宗羲都感叹道:“若先生庄一静正,德行如浑金美玉,不愧圣人之徒……”罗钦顺在德行上的自律,既有他持之以恒地修炼、涵养心性的原因,也离不开他从小在家族中受到的熏染———如果我们观察他父亲罗用俊的行为,便可知他的子女将来会如何。钦顺父亲有着清教徒般的精神,“一切世味,泊然无所好,惟酷好观书;然不喜泛滥,六经通鉴之外。则文章正宗,文选古体,韩欧曾文,李杜盛唐诗,及本朝二三大家集而已。”这个家族对读书治学的兴趣,远超过了世间其他的诱惑,因之,与他们仕宦生涯相比,后者总显得黯然失色。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庐陵古邑,历来崇尚读书,钦顺说:“吾泰和(可以推及整个庐陵)旧称忠义之邦,其民多士,虽不为士业,亦往往通章句……”一种社会风气的形成,断然离不开整体民众的价值取向,在各地相互标榜“崇尚读书”的风潮中,庐陵是可以当之无愧地佩戴这朵红花的。

如果我们注意到钦顺晚年的生活,对其人品会有更清晰的把握:钦顺辞官返乡后,很少和人来往,而是杜绝门徒,一人独居,淡泊自持。居家二十余年,脚不入城市,每天早起穿戴整齐,即到学古楼看书,专心治学。罗钦顺人格如此,以至于让我们这些俗子觉得这完美中隐含着某种专断、残忍和偏执。

作为一个儒者,罗钦顺是程朱理学的坚定捍卫者。他说:“舍程朱之说而欲求至于孔孟,与希升堂而闭之门者,有以异乎?”通过遥远的历史尘烟,我们依然不难看出,在明中期抱守着程朱的衣钵并非主流———哲学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个大拐弯,学术为之一变。罗钦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然而他又是如此的正统。《明史·儒林传》中这样评价他:“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时天下言学者,不归阳明则归湛若水,坚守程朱者,惟吕柟与罗钦顺。”

抛开学术纷争,我对罗钦顺这种不赶时髦,坚持己见的精神葆有敬意。如果说因为家世使然,罗钦顺不出意外地成为一个固守经典传统、执迷先圣先贤的保守主义者,我倒更倾向于钦顺笃信程朱出于一种自觉和真诚的服膺。他从治学伊始,直到“齿发既凋”,对于自己的追求一以贯之,其本身足以让人感佩。

在治学的道路上,罗钦顺虽从没有怀疑过、动摇过对程朱理学的信仰,但也并非没有过困惑。他28岁到北京做官,直到36岁离京,一度也沉湎于佛学。一日大雪初晴,他步出京城,在郊外一棵大柏树下遇到一位老僧,一番对话后,忽然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大彻大悟。老僧乃禅宗高人,一番“话头”,使钦顺差点不能自拔。方此时,钦顺正步入中年,青春的意气风发早为官宦生涯的负累所磨灭,对世事的看法自然不同于年轻时的清澈和单纯,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中年危机。他说自己与僧人柏树对话后,佛家书过目便能迎刃而解,儒家的书反而看不进去了,圣贤之微词奥旨竟不能通。此时的罗钦顺,显然尚未完成从一个士子向哲人的转变。

如他所言,“余……早尝从事章句,不过为利禄谋耳。年几四十,始慨然有志于道,虽已晚,然自谓苟能粗见大意,亦庶几无负此生。”钦顺已经活得够长了,他致力于求道也很早,但他依然觉得自己耽误了许多宝贵时间,可见他对于圣人事业的执着和认真。以钦顺的内向性格,正宜于他苦苦地独自思索哲学,这与王阳明广收门徒,大力弘扬“心学”的“喧哗”截然不同。在精神世界里,罗钦顺是个特立独行者———一个寂寞的圣徒;一个一意孤行自信而虔诚的学生;一个外表冰冷内心火热的西西弗斯;一个行色匆匆举止怪诞的老叟;一个严厉的父亲和一个谦逊的儿子;一个礼崩乐坏时代的杞人忧天者和独自在方舟中苦苦支撑的未亡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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