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干历史上的一个文化印记，凝秀书院从乾隆二十六年建成，到嘉庆年间废毁，前后不超过60年。如今，时代变迁，沧海桑田，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书院。但透过久远的时光，我们仍然能够在古人的记述中找回一些记忆。

清代乾隆之前，新淦先后有过高峰、金川、惜阴、金水等几座比较有影响的书院。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些旧书院废弃的废弃，改建的改建，再也没有人过问。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才有了新淦凝秀书院的兴建。

1759年，临桂人朱一深出任新淦知县。上任伊始，朱知县就感慨新淦是个人杰地灵、英才辈出的地方，只可惜古风不再，后继无人，连一座像样的书院也没有，由此产生了兴建书院以振士风的想法。于是，他便和新淦的乡绅们讨论这个事情。没想到，罗人龙、敖文、李忠立等乡绅一听知县有重建书院的想法，都十分慷慨激昂，热烈拥护，还不等讨论结束，都纷纷表示愿意每人捐出五十两金子用来建书院。更没有想到的是，新淦要重建书院的消息传出去后，马上就得到了陈洪升、刘翼基、杜一风、杜超群等人的响应，捐款源源不断地涌来。

钱有了，接下来就是地的问题。在一时找不到地的情况下，新淦孝廉廖峻主动腾出自己家的宅子作为临时书院，还专门聘请本地饱学之士饶梦铭先生担任学院山长。这样一来，书院就算是有了雏形。1760年2月的一天，朱知县偶然之间经过新淦城南，发现有两处荒废的旧宅，很是宽敞，就派人打听这是谁家的宅子，结果发现这两处乃是陈姓和练姓的老宅，人家早就想卖了。正好，知县大人当即就把这两处宅子给买了下来。朱知县不愧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宅子买下后，四月就开始动工，五月上梁，八月书院就落成了。

在书院建设过程中，孝廉廖峻先生全程督工，花了不少心血，从画图纸、请工匠，到买建材、打墙基，几乎每天天一亮，就跑到工地忙活，有时中午还不回家，带着饭到工地上吃，直到天黑工人收工才回家。这样夜以继日地干，工程进展相当顺利。五月十三日那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书院正式上梁，县城很多老百姓跑到书院看热闹，纷纷说：“真没有想到，我们新淦又有书院了！”人群中，有个姓王的年老寡妇，膝下没有儿女，看到书院上梁的热闹场面，非常激动，马上说：“建书院是功德无量的事啊，我还藏着八百两金子，愿意全部捐出来！”

凝秀书院当时的占地面积很大，朱一深《凝秀书院记》里记载说，宽七丈二尺，长二十余丈。清朝时期，一尺大约35厘米，这样计算的话，书院就有将近25米宽，70多米长。书院有前门二重，两边分别建了门房和厨房。前门进去七八米，是台阶，爬上台阶再走七八米，就是讲堂。讲堂的长宽都将近10米，是老师讲课的地方。讲堂上面是静远楼，供学生们读书之余登高望远，开阔心胸。讲堂两边各建有廊坊，后面又建了一堂，中间是正屋，正屋后面的正北面，再建了一排房屋。算下来，整个书院共有50多间。考虑到书院的持续性发展，筹建者还在周边购置了一部分田地，所纳租物归书院所有，书院掌教年薪百担，折合成银子的话，有60多两，可见当时人们尊师重教的程度。

书院建成后，知县朱一深前去视察，他站在静远楼上四望，书院南面是秀峰山和枫冈山，层峦叠嶂，风景秀丽，书院附近是桂湖，还有飘带般的溪水。山水精华，都凝聚在眼底。朱一深心想，如果将县里的优秀少年都集聚到这里来读书，不但人才可以浸染在山水的秀雅中获得灵气，而且山水也可以得到人才的灵气而更加秀丽，如此，就非常令人欣慰了。于是，朱知县突发灵感，大笔一挥，写下了“凝秀书院”四个大字。

关于凝秀书院的具体地址，现在已经很难准确考证。据吉安汪泰荣先生所编的《吉安书院志》所载，凝秀书院建在县西南高竹上，也就是今天金川小学所在的位置附近。这个地点离老县城非常之近，符合当时的选址考虑。但是，朱一深有一副题凝秀书院琢玉堂的楹联：

本末虽同揆，重文章先重道德，秀峰山北敬业乐群，望诸生共励曾三颜四；

行藏止一理，有经济乃有事功，紫淦城南读书求志，愿多士勿忘禹寸陶分。

廖峻也有一副题凝秀书院静远楼的楹联：

纵目倚层楼，枫冈叠嶂，梓岭飞峦，万仞高山跟脚，皆从实处立；

澄怀凭静阁，湘浦流云，桂湖涌雪，几湾活水源头，都自个中来。

从这两副楹联提供的信息来判断，凝秀书院的位置当在县城之南，秀峰山之北无疑，站在书院静远楼上遥望，可见枫冈山和桂湖的景色。结合清代县城辖区图加以辨别，桂湖、秀峰山、枫冈山都在县城南面偏东方向，而且有一段距离。从现在金川小学的位置，是否能够获得这样的视角，很难确定。

当然，对于书院的确切位置，没有必要过于纠结。我们更应该艳羡凝秀书院依山傍水的优美环境。试想，站在当年书院的位置，极目四方，远山在望，群峰耸立，草木葱翠，湖水荡漾，好一处山水胜地！如果登楼望远，清风徐来，湖光山色，无限清心和开阔的感觉，都自个中来！好一处读书佳所！

现在，我们也无从考证书院办学期间的生源情况，也无法知道有哪些学子曾经走进过凝秀书院，在青山绿水的环境中埋头读书，接受圣贤言教。由于当时新淦属临江府管辖，书院建成后，时任临江知府的娄廷彦为讲堂专门题了一联：

读书谈道，觉此理活泼流行，便识午水风来，金鸡月上；

入室升堂，愿多士后先修美，想见红鹅湖畔，白鹿山前。

从这副对联工整的对仗、暗含的哲理中，我们似乎还可以感受到娄知府对学子们寄予的殷切期望。学问之道，不仅在读书谈道，还要入室登堂，一步一步走向更高境界，最终要达到鹅湖书院和白鹿书院那样的水平，英才汇聚，令天下共仰。这种期望和朱一深的期待是一致的，强调读书在于修德和事功，最重要的是通达时务，经世致用。正如朱一深在凝秀书院条约“通时务”一条中所写:“士子书生明理之外，原期实用，如兵刑、钱谷、礼乐、律历、河渠、水利、农田等类.必须一一究心”。读书不仅要明理，更要实用，运用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去。

正是这种通达时务的价值理念，引导着一代代学子在埋头读书的同时，不忘投入火热的社会生活，多方位、多途径地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由此而形成了新淦这方水土求真务实、崇尚实干、笃行践履的地域人文精神。可惜的是，凝秀书院如历史星空的流星一闪，存在时间不长，但书院所提倡的读书理念传承不绝，至今依旧鲜活，像血液一样流淌在我们的身体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