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盐（连载一）——一个叫张子清的军人的虚拟自述

我曾经是湖南桃江县版溪乡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一个南方的水田里奔跑和玩耍的男孩。我有一个任过湖南江道区少将司令官的父亲，这也许是我与其他农村孩子不一样的地方。他是中国革命同盟会成员，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战役。我承认我小时候对他所知甚少，甚至经常因无法记起他的长相而惆怅不已，因为我平时很难与他见上一面，即使见面也是匆匆分别，似乎有天大的事情在等着他。他总是显得神色疲惫行踪诡秘，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因病死于1920年，那时我还不到十岁，可他对我的影响有一生那么长。

我长大后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从军这条路，来报效我的祖国———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近代以来毫无秩序和理性可言的战乱频频积贫积弱的中国。

我曾经考入湖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担任过零陵镇守使公署的上尉副官。我参加了旨在打倒军阀的“平江兵变”，兵变失败后我一气之下潜回家乡组织了游击队，继续进行反军阀的斗争。

我经历了人生中最为苦闷迷惘的时刻。我看到拉帮结派的军阀越来越嚣张，心怀天下的革命者却步步受挫，而民众依然像狗一样活着。我看不到光明，看不到革命的前途，国家兴旺的可能，为此我一度变得十分消沉。我的脾气越来越坏，胡子越来越长，终日借酒浇愁。我只有二十出头，可我感到我就像一个小老头一样衰老不堪。

后来我找到了我的组织，一个出生只有几岁的名叫“中国共产党”的年轻党派，我的苦闷才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缓解。我考入了黄埔军校一期，没等毕业我就另投师门，到广州农民讲习所做了一名学员，原因是黄埔的那一套我早在湖南讲武堂都学习过，可农民讲习所教授的道理让我耳目一新。我和一个叫毛泽东的人成为师生，他正是广州农民讲习所的创办者。我没有想到，我们将成为相依为命生死与共的战友加兄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是后话，此处不表。

凭借引人注目的军校双文凭和不错的军事才能，我得到了连连升职的机会。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我先后担任过黄埔军官学校长沙第三分校教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政治连连长，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三营副营长等职务。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我的顶头上司是两把菜刀起家的贺龙；而在二方面军警卫团，我的团长是第二期黄埔毕业生、年少我四岁的卢德铭。

我其实寸功未建就连升军职，并不是我的运气太好，是因为这个国势微弱、民不聊生的国家，太需要人才。我似乎走在了一条阳光大道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会有一个好前途，人们不免谈起我死去的父亲，人们认为，说不定我会比他还要有出息。

坦白地说，我对功名并不十分热衷。我认为我最重要的身份是一名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就像一根郎中手中的银针，准确地扎在当下中国的死穴上。是的，不把横行的外国人赶跑，民族尊严和独立就是一句空话；不把封建军阀消灭，则国家永远乱无宁日。我出生于农村，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把农民当作革命的同盟军无比正确。中国的苦难太重，只有最底层的无产者都联合起来，才会有云开雾散的一天。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这个老同盟会员的儿子，曾经的国民党的上尉副官，冒着巨大的危险毅然加入到这个其实异常弱小的阵营中，准备与更多的盟友一起用自己的热血来拯救水火中的国家和民众，用自己腰上别着的枪的呐喊，来唤醒更多的蝼蚁一样屈服的人生，激发他们身上的血性，共同捍卫这个已经气喘如牛的古老国家的尊严。我承认我有较为严重无法稀释的英雄主义情结，和因理想主义衍生的轻微的偏执症。

1927年9月，我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境秋收起义。在这次战斗中我的职位再次得到提升———我当上了工农革命军第三团第一营营长。我们根据命令于9月11日在江西铜鼓操起家伙开始动手，并迅速占领了浏阳的白沙镇。我们的团部一度势如破竹，12日，我们立即又拿下了东门市。我打仗算得上是一把好手，指挥起来气定若闲，我的战士们也都非常勇敢，可是，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军队太过强大，我们失利了。

我们离开文家市向南退却。路上我们又一次次地遭到国民党兵的追杀。我的老团长、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在芦溪镇受伤牺牲，这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疲惫不堪的我们在永新三湾进行了改编，我从原来的一营营长变成了三营营长。我的职务看起来没有变化，可是我们原本五千人的部队，只剩下七百多人了。

就这样我们来到了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若干年后，这里被称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和圣地，却成为了我的坟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