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嵌入理论视角的吉安产业扶贫对贫困乡村韧性治理的研究

李东影,邹鹏

（井冈山大学商学院,江西吉安 343009）

摘要：乡村的先天不足在危机影响下造就乡村的深度脆弱，产业扶贫作为一种新型乡村治理路径，对于引导乡村韧性的构建、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社会嵌入理论视角，产业扶贫可以把农民组织化嵌入到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之中，通过农民合作社等组织平台，扩大农民间的交往，增强互信，能有效提升农民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参与、组织、协作能力，增强社会资本。另外，可以引入商业资本，延伸扶贫产业价值链，实现城乡社会生态系统要素的良性互动，提升乡村的经济韧性、社会韧性、生态韧性、组织韧性，实现乡村振兴。

关键词： 产业扶贫； 乡村治理； 乡村韧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地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与城镇化突飞猛进形成反差的是乡村的日趋衰败，具体表现为物质的缺乏、人口的流失、公共服务的滞后、社区公共生活的衰落、乡村经济价值和公共价值的耗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提出了乡村振兴的各项重点任务。乡村振兴是立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举措。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所以，产业是乡村发展重要的抓手，而理顺乡村的治理机制是重要的路径，传统资本驱动和基于地方独特性的自我经营，始终未能摆脱乡村衰落的泥淖和恢复乡村的生机。因此，必须另辟蹊径，寻找一条拥有持续适应、转变和创新能力的乡村振兴新路。

一、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1.乡村韧性

“韧性”（resilience）一词最早来源于拉丁语“resilio”，是工程领域的专用名词，原意是指物体受外力作用而围绕其固有单一基准点、保持本质特征前提下的复原能力。后来韧性被广泛应用于自然生态学领域，形成生态韧性。生态韧性认为自然生态系统不同于工程系统的单一均衡，而是呈现多稳态，重点强调系统应对干扰及其在阈值内的缓冲能力。到了20世纪90年代，“韧性”术语被进一步重塑，从自然生态系统向人类社会系统延展，形成演进韧性。演进韧性认为韧性是系统固有属性，不管是否受到干扰，系统随着时间变化不断进行着非确定性和非线性的演变，并呈现复杂的、自我涌现的特征。因此，演进韧性着重关注系统动态演化过程中的知识网络结构和制度安排变化是否能提高或降低系统应对潜在风险的能力，实现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与外界环境共同进化并“弹向更好状态”，强调系统持续不断的适应力、学习力和转型力。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的韧性研究意义重大。演化韧性理论和实践适用于我国乡村结构不良问题的情境。在理论上，演化韧性本质上对应乡村“社会—生态系统”。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乡村居民对外界干扰或变化的适应和创造性转变能力，有明确的韧性主体（resilience of what）和韧性对象（resilience to what），也与“最先应关注自主权，人地关系联系紧密，人们之间具有先天的归属感和凝聚力，这也是当前韧性城市和韧性社区研究的关键内容。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在中国加速城镇化的道路上面临诸如产业凋敝、人口外流、信任缺失、生态恶化等多重危机，影响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乡村在现阶段的经济稳定器与缓冲器的重要功能又是不可或缺的，表现为乡村韧性不足，因此，需要通过乡村的韧性治理来提升乡村的韧性，以实现乡村的功能。

2.产业扶贫

产业扶贫是一种通过选择适当的产业，发展生产，促使贫困地区和农户利用地区比较优势进行产品生产，逐步走上脱贫致富道路的扶贫方式，这种扶贫行为方式也称为“开发式”扶贫模式。与传统“输血式”或是“救济式”扶贫相比，产业扶贫需要通过企业或是合作社与农民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目前已形成了“公司+农户”、“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等模式，各地做法稍有不同。产业扶贫能实现政府、企业和农户的共赢，具有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双重优越性，因而被各类型贫困地区广泛采纳。探索产业扶贫对乡村韧性治理的影响机制，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在促进就业和拉动经济增长，带动贫困农户增收的同时，也是贫困地区发展、贫困农户增收、减少贫困人口的有效途径，是有效提升乡村韧性的重要方向与路径。

3.社会嵌入理论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嵌入是一种经济社会生活的基础常态，社会网络是对嵌入结果的概念化抽象，而社会资本又是对社会网络的工具化抽象。社会资本理论认为，行为人从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中获得能够产生效益的资源或规制就是社会资本。因此，社会网络也不可避免地对嵌入其中的行为人及其经济社会行为产生影响。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化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更为复杂，特别是乡村社会治理网络发生了差异化发展，一方面，乡村传统治理网络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治理的效能无法满足村民在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期待；另一方面，由于扶贫开发、商业资本下乡等外部因素和力量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嵌入到传统的乡村社会网络，对乡村治理的产生重大的影响。

本文尝试性地构建了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贫困地区产业扶贫介入乡村韧性治理的分析框架（见图1）。在乡村振兴战略下，贫困地区的韧性治理是一个动态过程。依据精准扶贫的政策方案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要以贫困地区的物理空间环境和基础条件分析为起点，以改善贫困地区的生存环境，降低环境风险为前提，利用贫困地区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创新提高经济能力，在培育贫困居民的内生动力中促进贫困地区社会资本、公共生活的有效互动，建立起环境、经济、社会多维韧性治理结构，通过贫困地区治理能力的改善和发展路径的创新，力图达到贫困地区乡村社会治理的创新发展，以期最终实现乡村韧性治理目标。因此，本文从社会嵌入理论视角研究产业扶贫对乡村韧性建构的机理，旨在关注乡村振兴中相关主体的适应性治理过程，分析乡村治理过程中各种制度结构安排表现出的应对现实与潜在危机的能力，厘清其内在治理逻辑。基于文献整理和现实考察，对比乡村振兴中政府、市场组织、村集体、村民等多元主体的行动方式，评价制度安排引致的效果，对其内在治理逻辑进行解析，提出产业扶贫对提升贫困乡村韧性进而推进乡村振兴的建议。

二、产业扶贫对贫困乡村韧性治理的激活与影响

乡村之所以贫困，主要的表象是乡村的各类诸如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核心是这些要素无法嵌入到产业价值链中。原子化的农业家庭经营模式与传统的乡村治理体系无法内生出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市场、信息与技术等关键要素，这就导致了土地、劳动力等很难在乡村社会实现其价值，产业凋敝、农民个体无法发展、因此，需要一种外部的力量的介入来打破原有的平衡，激活乡村传统的治理系统。

（一）产业扶贫是贫困地区群众增收脱贫的有效途径，提升乡村经济韧性

产业扶贫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产业发展为杠杆的扶贫开发过程。通过发展主导产业，当地政府以各项优惠政策引导企业吸纳当地贫困人口就业，提高贫困人口收入，达到脱贫目的。丰富的资源是形成生产力的初始禀赋要素之一，通过产业链开发建设，利用优势资源扩展市场，提高竞争力与减贫效益，在提升乡村经济活力，实现村民收入的多元化，对增强贫困地区的经济韧性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产业扶贫能挖掘吉安当地的资源及传统优势，提升乡村生态韧性

产业的发展必须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形成当地特色产业。吉安大多地处山区，具有丰富的特产资源、地理标志资源、地方工艺品资源，具有发展特色农业、农林产品加工业、农业生态旅游、红色旅游、地方文化产业等特色产业优势。产业扶贫可与当地生态资源保护结合起来。产业扶贫应立足于贫困地区特有的资源禀赋，从而带动农户脱贫致富。应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在保护环境的条件下，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提升乡村的生态韧性。

（三）产业扶贫能促进农民的合作，培育现代农业，提升乡村组织韧性与社会韧性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增强贫困乡村的自我发展能力，是乡村治理的终极意义。由于种种原因，贫困乡村的农民教育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村民观念保守，发展家庭经济缺计划、缺技术，有些贫困家庭有开展养殖或其他脱贫致富的想法，但由于缺乏资金和管理能力，缺少市场信息，想法难以实施而缺乏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产业扶贫就是利用当地资源和优化贫困地区产业结构，让贫困农户参与产业发展的生产、加工或销售的某个环节，并与政府、企业、科技服务部门形成多元主体参与互动机制。在产业扶贫过程中，随着贫困地区农户与合作组织、龙头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以及利益联结机制不断健全，农户在龙头企业、合作组织、科技人员的有效带动下，能发挥劳动力潜能，参与农业产业链生产、加工和销售，并在此过程中，提升劳动技能和文化素质，真正成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劳动者。

三、农民合作社是产业扶贫嵌入乡村治理的重要载体

产业的发展要达到预期的后果，必然有一个组织者和实施者，那么在乡村社会网络结构中，农民合作社是一个最为恰当的结构洞，桥接各方，成为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乡村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城乡社会流动性的加剧，无疑使得乡村社会日趋走向开放性与流动性。现在乡村的治理机构是以家庭承包责任制和劳动力稳定、土地稳定为基础建构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小农社会化，村庄传统科层制的治理方式已经远不适应农民的需求。市场主体多元化和农民利益需求多样化，决定了市场社会中的乡村治理已不再是某单一主体和部门能够解决好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要由多个治理主体、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系统工程”。“面对农民主体的利益格局，政府及集体治理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农村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外部输入使公共管理内容比以往丰富得多，而公共管理功能显然难以满足这一要求。”正是如此，客观上也就不仅为嵌人“市场因素的治理模式成为乡村治理的趋势和必然提供了契机；而且也为借助于全面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创新的力量来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动力源”。当然，对于农民多元化的社会需求，一方面农民会创造出一些自己的组织形式来满足自己；另一方面，也要求政府不断创新机制体制，让政府的运行方式和组织形态适应社会的需求，在这种新的条件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与政策运行模式需要相应转变。两个方面的契合，为市场催生出来的合作社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一个主要力量提供了“广阔舞台”。在调研中，笔者也了解到，农民合作社组织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既有也有客户需求也有许多“主观动因”。

一是为获取政府支持，增加政治资本，提高经济效益。合作社组织的目标是多元的，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需要及理想等。在多元化目标中，经济目标是第一位的，其他目标从属于经济目标。尽管合作社对外是一个农民间互助互利，为农民提供各种信息、技术等服务且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服务性组织，但对其内部成员而言却是一个营利性组织，它必须能够为成员带来一定经济效益方能激起农民兴趣和积极性，进而推动合作社有效运转起来。因而，合作社组织必须在竞争中获胜才能更好地为成员服务。利润越大，实现多元化目标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些若仅靠合作社自身力量很难做到，需要政府给予适当支持和帮助。合作社组织参与乡村治理，就可以将分散在农民的“个体利益”通过制度化渠道得以整合、演化与表达成为“组织团体利益”，以超越个体的“集体行动”达成“利益均衡状态”，并在此中谋求更多的来自于政府方面的政策、资金、技术支持，实现“组织利益”的最大化。这也是由合作社组织作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结合的“质的规定性”所决定的。 

二是为拓展社会关系网络，规避市场风险。组织成员的社会网络不仅可以嵌入在组织内部，也可以嵌入在两个组织之间，成为组织的正式沟通途径之外一种“后门”。合作社组织及负责人或核心成员凭借组织力量及关系网络，借参与村社治理之机向其它治理主体与组织“渗透”（横向参与），拓展个人及组织的横向社会资本，以期建立更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降低经营中的“社会风险”。农业是一个风险较大产业，由于受气候、政策、技术等多种因素影响，加上农民信息不灵，对于市场及形势判断常会有偏差，甚至是错误的，造成巨大损失，这些风险主要有：农产品价格的不确定性、农产品需求的多变性、政府宏观政策的变动等。尽管说合作社组织为农民进入市场交易谈判提供了能够利用的“组织资源”，“是对市场交易中谈判权力垄断者的抗衡力量”，也一定程度上能够多少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合作社组织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之一，在众多的参与市场竞争者当中仍然是处在“劣势”或“下风”的位置，比如规模过小、出资额太低、竞争实力过弱。原子化的农民及单个组织的力量实在是难以规避的市场风险，故而希望借助于村社治理中的众多参与主体，在与之进行竞争与合作、分流与合流中实现相当的风险规避和“成本共担”。 

三是乡村民主意识增强的必然结果。市场、货币和流动是唤醒农民利益、培育农民现代民主意识的最好工具。多年的市场化和村民自治实践，促使农民认识到自己的权利，特别是“对个人及家庭利益、权利的认同更加强烈，这种利益和权利的认同激发了农民的民主要求，也激发农民采取直接行动的行动，这是乡村民主得以生成和发展的内在原因。”民主理念的形成，使得农民不仅有了权利意识，而且还会运用自己的权利“主动”参与到村庄事务管理之中，包括参与制定能够保护自己的村庄规则。参政意愿的提升，促使了村社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和合作社组织对乡村治理的参与，非但如此，而且也为治理带来了理性、激情和活力。

四是农民出于维护自身权益和参与政治之需要。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发展变化显示，农民起初只关注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在实践中，这种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最终推动了政治体制的变革。经济利益刺激、参与意识增强和博弈技巧逐渐娴熟，必然会驱使农民在现实中通过有效博弈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因而，当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农民便会借助组织力量为其申诉，增强舆论影响力、保护其合法权益。大量事实也已证明，合作社组织在许多村社已经成为农民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平台与工具。

四、乡村振兴中的治理要素在乡村演进韧性构建中的内在逻辑

（一）乡村内部社会网络建构是乡村韧性治理的核心要素

社会网络建构具有自组织性，与环境空间融合的均衡性，演进韧性本身暗含着自组织的内在逻辑（Davoudi，2015）。乡村内部社会网络是自组织的基础，自哈丁提出“公共地悲剧”解释框架以来，促进组织内个体互惠合作就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话题。新制度经济学基于经济人假设提出群体合作是社会系统多次博弈后更容易出现的效果。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理论则进一步明确了自组织的治理结构，构建了基于信任、声誉、互惠机制长期合作推动群体行为的解释框架，认为利益相关者基于信任的集体行动可以实现组织成员的行为调节和自我纠正，达到集体和解稳定。这些理论为乡村演化韧性促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现代乡村虽然不再是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完全熟人社会，更似贺雪峰教授所指的半熟人社会，但依然是同质性较强的社会生态系统。村民互动是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繁衍的常态，村民在互动中易于产生信任、理解，进而形成认同。帕特南论述“社会资本为何可以促进经济社会的进步，呈现繁荣稳定的状态”时指出，社群联系网络催生了普遍的居民之间的合作互惠机制，频繁交流可以培养人们的信任，基于信任可以影响他人，进而产生联动效应，促成社会网络的合作，为居民参与提供了理论支撑。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理论发现了“自我组织的自治理是一种自下而上、有效率的自主行为，能够直接体现合作群体的需求，并有效克服政府模式的低效率和市场模式的不公平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自我组织的内部社会网络建构是乡村振兴演化韧性的动力。这也给我国乡村振兴工作提出要求，就是要处理好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人民福祉的关系。

（二）政府元治理和市场资本注入是乡村韧性治理的重要保障

乡村自发内部社会建构固然重要，但是离开政府和市场资本的投入，乡村韧性的提升可能也难以推进。Joan（2014）提出，区域韧性最终模式是“中心边缘”模型，中心是政府组织，边缘是公众及社会其他机构和因素。中心角色的政府提供韧性管理和政策制定、加强制度建设，一方面为市场运行和村民自治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促进公民参与，畅通利益表达机制和完善矛盾化解调处机制。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在自身角色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越位、错位现象，对元治理角色有认知偏差，存在替代市场的行为。乡村居民与市场、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矛盾，亟待政府发挥积极的元治理功能。

（三）党委领导和乡村精英带动是乡村韧性治理的关键资源

党委领导是我国乡村治理的特色和独特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是乡村韧性构建的政治资源。在乡村内部社会网络建构中，乡村能人是组织网络构建的关键节点，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帕累托认为，特定利益集合中，必然存在突出的行动者，由于特有的差异性优势成为精英人物。在乡村集体行动开展前期，乡村能人、精英人物承担初始成本消耗。在社会资本的非均等化配置中，通过激励关键人物发起集体行动的动机，可以获得超额的社会资本奖励，而集体行动后期，认同、荣誉是弥补精英群体在组织行动中的成本消耗的一种激励。大量的乡村经济精英在乡村公共生活营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有的经济精英自发为乡村请唱戏班、盖祠堂，增进了乡村内部居民的认同。欠发达地区乡村尤需培育和支持乡村经济精英，通过其示范经营，发挥其财富、知识、经验资源优势，带动地区发展。

（四）渐进式的韧性培育是乡村韧性治理的必要过程

面对突发危机，各种灾害管理、应急管理固然重要，因为其能够迅速集聚大量资本将系统恢复到正常运转的状态。在社会大的事件、重大政策目标（我国2020 年全面攻坚脱贫）下，政府和外部资本介入乡村发展，短期也确实会有很好的绩效。但是，韧性系统的适应性学习和管理机制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事实上，韧性的自我调适是系统的固有特性，即使没有外部环境的干扰也有可能发生变化。但有深厚社区基础的村庄则更具有转换和发展能力，渐进积累的韧性培育是保持良好发展的基础。政府和外部资本主导的乡村振兴，通过大事件或公共政策助推，确实能使得乡村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但是，旅游产业快速发展也会带来诸多矛盾和问题，被资本控制的村落公共空间被旅游开发取代，不再具备举办社区公共活动来承担提升凝聚力的功能，居民日常生活交流的公共空间被挤占，资本方与本地居民利益分配导致冲突事件，引发居民的不满，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隐患。居民只能通过重新认同乡村的核心价值，形成环境共识，自觉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形成社区精神纽带。在乡村现代性变迁中，乡村公共价值逐渐衰落。

（五）居民对自身环境的认知学习和创新式利用，是乡村韧性治理的内在动力

在外部干扰转化过程中，适应性学习是系统反馈调节的前提条件，影响着个体认知和社会行为模式。事实上，乡村发展往往是不清晰的，是发展过程中逐步摸索出来的，而重大突发事件给予人们学习和适应的空间。漫长和不确定的营造历程，给了社区居民自主学习、改造环境、不断尝试并积累经验的机会。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应该从经验中学习。真正的韧性社区建设应当更具有战略性和可持续性，认识到人们从经验中学习的强大能力，并有意识地将这种学习融入与社会和物质环境的互动中，承认人们本身在变革轨迹中的核心作用。

五、乡村韧性治理能力提升策略

国外韧性城市和韧性社区的理论和实践分析，无论是经典的Norris 韧性社区模型或WISC模型，还是新奥尔良、纽约、开普敦等城市从灾难中复兴的实践，都强调和证实了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而立足本地社会资本，创新经济发展路径，进行社区建构和提升人们福祉，是韧性城市和韧性社区建设的关键所在。乡村振兴目标是建设韧性乡村，即在环境空间开发、社会组织建构、环境空间与社会组织融合的社会生态系统开发中，符合自组织性、创新性的韧性本质特征。要立足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同时推进城镇化和逆城镇化的进程。具体要从如下方面提升乡村韧性，从而推进韧性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

（一）提升乡村经济韧性

经济韧性强调历史路径依赖与创新产业之间的关系。乡村韧性作为区域固有属性，蕴含在系统演化过程中，是区域历史遗产和外界环境（包括危机）影响不断自我强化表现出的历史依赖路径，这种历史路径依赖包括长期演化形成的产业结构、生产关系组织、制度安排、创新氛围等，而根据 Weitzman(1998)的重构增长理论，新产业很难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在某区域凭空孕育出来，而必须基于区域长期历史演化而形成的资源、知识禀赋和技能经验的重组。乡村韧性也认为产业具有高度地方性，其成功与否和区域特定历史演化背景以及知识积累高度相关。因此，乡村韧性要基于该区域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环境资本，挖掘、延续、创新乡村天然的农业生产价值、生态价值、家园价值、文化价值，实现历史积累要素与产业创新的融合。

（二）提升乡村社会韧性

经济韧性源于社会韧性的支撑。社会资本水平越高，越能缓解经济下滑，因为当地居民在面临经济下滑导致利益受损时没有“用脚投票”，而是仍然选择留下来。社会韧性是包括民众的信心、人们的获得感、人们的韧性拼搏、社会合作关系在内的社会整合力。在国外韧性社区建设中，更加关注人的重要性，让个人积极参与社区风险确定和解决方案的讨论，在公共事务参与的过程中社区居民之间培育信任和尊重。乡村振兴中要提升乡村社会韧性，发挥政府、村集体、乡村能人、经济精英作用，建设公共生活空间来组织公共生活，提升村民对政府的认同感和村民之间的凝聚力。

（三）提升乡村生态韧性

乡村衰败是多年“去农文化”和“城市中心论”下主导的行为结果，也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乡村振兴要认识到城乡从来不是孤立的，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振兴是依托城镇化的振兴，城乡社会生态系统是互动发展的。乡村振兴要让处于城市的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在对乡村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挖掘开发的同时，要关注生态环境的生态韧性。

（四）提升乡村组织韧性

乡村振兴是涉及多元组织的集体行动过程，这就涉及地方政府、党委和村集体等组织。

地方政府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与中央政府相比，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开发和实验各种公共政策工具和技术，扩散先进经验，并制定与所在地独特生态环境空间相适应的发展政策。而政府具有韧性的政策思想在应对经济衰退时，能够快速激发公共服务的供给和创新，更好适应乡村系统适应性循环。党委领导的村组织是我国乡村组织演进韧性培育的特色，在党委带领下积极营造乡村共同体，多元主体组织韧性发挥使得社会资源合力的禀赋足够强大，反应足够迅速，有效应对地震、洪灾等急性冲击以及资源衰退等“慢性燃烧”的扰动。

（五）构建城乡互动的扩展韧性

乡村振兴不能仅局限于乡村内部韧性的构建，还应通过建构城乡互动的融合体系进一步推进扩展韧性系统空间，通过城市反哺乡村、工业反哺农业、市民反哺农民的方式，加大“逆城镇化”力度，尤其在那些有着特殊的区位和独特的自然生态资源，迎合了周边城市区域步入消费型发展阶段的乡村地区，应迎合城市主流消费需求，构建起城乡融合的桥梁。因此，建构起合理的城乡空间治理体系成为乡村振兴的关键点。乡村振兴过程中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对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农村居民的集体组织主导的乡村振兴比政府主导的振兴方式更有优势，但绝不能因此否定政府、市场资本的重要性。应从经济韧性、社会韧性、生态韧性、组织韧性等多角度构建起城乡互动的扩展韧性，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和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多元利益主体利益共容，推进乡村振兴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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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市社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