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把历史的时针回拨到90年前，1928年4月，一位17岁的女共产党员在参加湘南暴动失败后，摆脱敌人的围追剿杀，不顾有孕在身，跟随朱德率领的队伍直奔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她就是从小立志革命“争志气”的曾志。

那个时候条件异常艰苦，没粮没油没盐，只有野菜，能吃上一顿南瓜比吃肉还香。身怀六甲的曾志不但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后来又担任小井红军医院的党总支部书记，为医院寻医筹药，为伤员擦身包扎。

这年11月底，曾志在经历三天三夜的难产痛苦后，产下了一名男婴，但产后大出血伴随高烧不退，大病了20多天，终于死里逃生。闯过了生死大关之后，曾志又面临更加残酷的选择，因为斗争的需要，必须马上离开井冈山。孩子出生才26天，奶都没喂上，名字也没取好，她几乎“绝情”地把孩子托付给了当地一对红军夫妻来抚养。谁知，孩子7岁时，这对红军夫妻也牺牲了，孩子又“没爹没娘”了。

新中国成立后，曾志多次托人到井冈山寻找失散20多年的儿子。功夫不负慈母心。孩子终于找到了，此时已是井冈山大井村的一名拿工分的农民了。1952年，23岁的石来发来到了广州见妈妈。望着高大黝黑的小伙子，历经劫数早已波澜不惊的曾志也不由惊喊起来：“这就是我的儿啊！”母子抱头痛哭，那是喜悦的眼泪。

1987年，离别59年后，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曾志再次踏上了井冈山的土地，而她的儿子石来发仍然只是一个农民，但终于实现了一次儿孙满堂的四代团聚了。不久后，孙子石金龙到北京见奶奶，希望能为他和父亲以及家人解决“农转非”问题。面对孙子的要求，曾志在饭桌上沉默了很久。她对孙子说：“金龙啊，我们现在桌上吃的饭菜不都是农民种的吗？农民不能少啊！”石金龙又找到曾志的秘书小刘，希望她给地方上打个招呼。小刘为难地说：“曾部长定下的规矩，是不可能改变的。”从此，石金龙再也没有向奶奶提过任何要求，安心当了一名垦殖场的农民工。

井冈山团圆后过了11年，曾志在北京去世，她在遗嘱中叮嘱：不开追悼会，不举行告别仪式，骨灰一部分埋在井冈山上。1998年6月30日，曾志的骨灰被护送到井冈山，撒在小井红军医院烈士墓旁的一处僻静柏树下，在那块小小的墓碑石上刻下了四个小字———“魂归井冈”。

一盏革命的生命之灯就这样熄灭了，但一盏跨越时空的革命精神之灯却永远在我们心中燃烧。

我们从燃烧的火焰里，读懂了她追求理想、永不放弃的坚定信念；读懂了她严于修身、秉公用权的党性本色；读懂了她坦荡无私、清白如水的红色家风。

她鼓舞着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干部职工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的谆谆教导，牢记在思想上，落实在行动上。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当好宣传员，在加快推进“三个走在前列”“两大战略任务”中当好排头兵，在弘扬“追求一流，坚守气节”的庐陵文风家风中当好传播者，为井冈老区改革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动力、提供坚强舆论保障。

她激励着吉安广电人认真打好主动仗，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积极讲述吉安好故事，传播吉安好声音。满怀豪情地把镜头对准基层、把话筒对准百姓、把画面留给群众，涌现了许多无私奉献的故事。

在摄制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井冈老区一周年脱贫攻坚纪实工作汇报片中，采编人员并肩奋战40多个日日夜夜，仅专题片文稿撰写和修改就达40多个版本，后期制作的版本近20个，配音修改10多次，为了文稿的每一个字词和画面的每一个细节，创作团队都是反复推敲，费尽心力，以工匠精神去精心打磨，精益求精。一位青年编辑，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舍小家为大家，连续几天通宵达旦地在编辑机房专心工作，两次晕倒在岗位上，被紧急送往医院输氧，但她没有轻言放弃。

我市以曾志一生“开怀天下事，不言身与家”的崇高精神和可贵品质为主题，以再现曾志从井冈出发、最终魂归井冈的历程为主线，创作的大型电视记录片《我的奶奶叫曾志》和四集广播连续剧《我的母亲曾志》先后在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并分别获得全国电视纪录片一等奖和中国广播剧金奖！

这是对这位长眠于井冈山的红军女战士的深情告慰！

这是对这位一辈子魂系井冈山的革命家的深切缅怀！

这是吉安人民对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的生动传承！（演讲者：许婧、小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