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名片

钱谷融

    原名钱国荣，著名文艺理论家。江苏武进人，1919年生，1942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国文系。历任重庆市立中学教师，交通大学讲师，华东师范大学讲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理论研究》主编。

    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著有《论“文学是人学”》、《文学的魅力》、《散淡人生》、《〈雷雨〉人物谈》等。《〈雷雨〉人物谈》获上海市1979年-1985年社科优秀著作奖，《艺术·人·真诚》获上海市第四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并负责主编多种文学丛书和教材。1987年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终身成就奖。

    中学时代
    作文太好，被老师质疑为抄袭

    钱谷融的青少年时代与战争、死亡、流亡相联系，这种经历对其人生观的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我从小读中国古典小说，上学后，作文一直很好。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刚来的老师不了解我，他在我的一篇作文上批道：别处抄来，何得掩人耳目？我就去找他，说这是我自己写的，哪是抄来？他说，《模范日记》。当时这本书很流行，我就去找了一本《模范日记》让他找，他当然找不出来，又不肯承认自己错怪了我。我在日记上就写了这个事情，而且用了题目叫《胡批》，交给老师，他又不好说什么，就写了批语，字写大一些。仿佛他并没有看过内容。我看过也就算了，我一个表兄正在读高中，他一看就说：“你这个字够大了。你为什么不批他：你看不见吗？我就真这样写了，老师很恼火，打了我十下手心，说：“我今天就打你的‘看不见’。”后来那个老师了解了我以后，也对我很好。

    当我高中差半年就毕业的时候，抗战发生了。1937年9月，日本人轰炸了我们学校，学生都逃走了，老师也散了。我就回到了常州。不久，日本人打到了昆山，离我们那里很近了。我的小学老师曹先生对我说，你们是年轻人，不能留在这里做亡国奴。10月，他带领我们11个人一起跟他逃难。

    大学时代
    逍遥生活，和伍叔傥等交往甚密

    一遇到不喜欢的课，钱谷融就到重庆的茶馆看书。他的散漫生活和作风，从大学时代就开始了。

    1938年4月，我们到了重庆北碚的四川中学。4个月之后我毕业了，按照当时的分配，可能将被分去四川某一个县教小学。几年后，全国统一招生，我的第一志愿填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并最终考取。1938年年底入了学。

    中央大学当时是最大的大学，有7个学院41个系。罗家伦和我们的系主任伍叔傥、傅斯年、顾颉刚、俞平伯是北大的同学，他们都是胡适的学生。伍叔傥具有魏晋风度，对我一生的影响最大。

    中央大学，课程里有国文教学法，伍先生是看不起的，我们都看不起，他教我们这门课程，就教《文心雕龙》，不讲教学法。那时候伍先生离婚了，一个人住在单身宿舍里，我们俩特别谈得来，伍先生喜欢带我下馆子，喜欢到乡下去，乡下蚕豆刚刚上市时，就在乡下的小酒馆里喝酒吃蚕豆。那时中央大学的周边风景好，我俩常常一起散步。

    当时的大学很自由，不喜欢的课就不上，老师也不点名。遇到不喜欢的课，我就在茶馆里看小说、看诗，消磨半天。尽管泡茶馆的时间很多，考试时我也可以过关。这时，我的理想就是做一个大学教授。

    当时，中央大学的学生对于当权者都有些反对，罗家伦为我们国文系十几个人讲过一次课，内容是文学的观念。这个人的样子不大好看，学生对他有4句话的评语：“一身猪狗熊，两眼势利钱，三绝吹拍骗，四维礼义廉。”——他的身体又像猪，又像狗，又像熊；两只眼睛只看到势、利、钱；三个诀窍是吹牛、拍马、骗人；他姓罗，罗的繁体“羅”是一个“四”加一个“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维，缺少个“耻”，说他无耻。其实他并不是这样“不堪”，这个校长他完全可以做。他也做过清华大学的校长，来中央大学以后，把清华的一些教授都带过来了。当时有传言说他要做印度大使，他说这是诬蔑，但是，他后来真的做了驻印度大使。

    从教生涯
    写大字报，被迫从上交大跳槽到华师大

    生性淡泊的钱谷融也有一个基本底线，当他的饭碗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也会奋起反抗。

    毕业以后，我到中央大学旁边的重庆市市立中学工作。重庆市市立中学的校长是中央大学心理系毕业的，和我的老师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我得以进入这所中学。教了一年语文之后，地处重庆九龙坡的上海交通大学向我的老师要人，老师推荐了我，我就于1943年到上海交大教大一国文。交大共产党员很多，国民党来搜查时，有的学生还躲到了我家里——因为当时一般不会搜教师的家。这时我虽然对共产党不了解，但是非常痛恨国民党的腐败。1946年，我随上交大回到了上海，次年结了婚。

    到1951年，上交大校长吴有训突然把国文课停了，只留下一个老师。公布这件事情之前，没有跟我们商量，系主任也不知道。我就写了一张大字报批评教务长，其他人在上面签了名。这件事引起了上交大领导的不满。后来，江西的南昌大学给我发了聘书，请我们夫妻俩去。上海高教局一个副局长得知后对我说，你不要走了，马上要成立华东师范大学，你就到那里去。后来，华东师大还要我任校图书馆主任，我一向不愿担任行政职务，这样一来我就不愿意去了。直到华东师大答应不让我当图书馆主任，我才过去。就这样，我在华东师大一直待到2000年81岁退休。其中，前38年做讲师，1980年以后才成为教授。

    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了。由于我的出身比较简单，1950年还到华北人民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过几个月，被当做积极分子。但是，我自由散漫惯了，太多的会议让我很不适应。到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了，施蛰存被当做肃反对象。有天晚上开会。一个总支书记突然厉声说，施蛰存，你站起来！然后公布了一些群众检举材料。总支书记的这种做派让我感到很不习惯。因为从前对老师一直比较客气，没有用这种态度对待老师的。在这次会议上，系主任徐中玉因为以前和施蛰存是同事，就为施蛰存打抱不平，说了一些维护他的话。结果，徐中玉发言刚结束，总支书记马上就批徐中玉。会议一结束，我逃一样的走了。

    论文风波
    好友关照，风波中反成漏网之鱼

    文学观的“特异”，使得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发表后引来了批评。

    1957年，华东师大要开一个规模很大的科学讨论会，还邀请了全国各地的兄弟院校参加，号召大家写论文。我一向懒得动笔，但是学校一再动员，我就写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

    我从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上知道高尔基有把“文学”当作“人学”的意思，觉得很对。当时都讲文学是反映现实的工具，把文学作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一提人就觉得是人性论。而我是强烈反对把文学作为工具的。
在讨论会发言之前，我先说：“请允许我讲个故事。有位先生原来有妻室，是父母包办的婚姻，虽然妻子很贤慧，但感情这种东西不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清楚。他在社交中认识了某位女士，一来二往，两人就情投意合，就是说情已他移。这难以多责怪，因为他们确实有共同语言，真正享受到了爱的甜蜜。然而，他却很苦恼，他尽管非常爱她，却不敢挽着那位女士的手臂走进社交场合，而是违心地带着他的老婆，还要在脸上堆着笑，显得恩爱。更叫他疑虑重重的是，不少人在私下赞同他的恋爱观，可是如果一到公开场合，准会侧目以待，甚至慷慨陈词。所以他只能苦恋着。——诸位，我就是那位先生，那位女士就是我的《论‘文学是人学’》！”然后，我宣读完了这篇论文。发言一结束，马上有人批评我论文中的人道主义思想。但是，会议主席施蛰存觉得很新鲜。后来，这篇论文发表在5月5日出版的《上海文学》上。当天，《文汇报》在第一版发表了《一篇见解新鲜的文学论文》的报道。

    没过多久，我就受到批判，批我的人他也不得不批。挨批的时候，我有点紧张。一被批完，我们一家人坐着三轮车出去吃饭。学生批判我时，还编了句顺口溜“修正主义臭货色，改头换面称独特”。有人认为我抄袭匈牙利人卢卡奇的观点，后来华东师大中文系总支书记要我开一个卢卡奇批判的课，我说我根本没有看过卢卡奇的东西，他们恐怕还不见得相信。受批后，我曾经几次胃出血。好在我受批之后还能上课。本来我也要被划成右派的，可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许杰、施蛰存、徐中玉都被划成右派。我猜测，如果我再被划成右派，就没有什么人上课了，所以没划。后来，我看到过一篇陈思和的文章，里面说是因为柯庆施发了话，要留两个活老虎，都是死老虎打起来将来批判没有意思。留下的两个活老虎，一个是我，一个是复旦大学的蒋孔阳。

    成为漏网之鱼，我感到很幸运。后来，我在大字报里看到，周扬说不要再批判我的文章，他显然是同意我的观点，周扬来上海时对我说，听说你正在受批判，不要怕，“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嘛。

    风波升级
    再遭批判，三顶帽子扣到1972年

    由于一篇《〈雷雨〉人物谈》的论文，钱谷融被说成“反动观点的具体运用”。

    在重庆上大学的时候，曹禺来讲课，我也去听了。我喜欢曹禺。当时演出莫扎特的《安魂曲》，曹禺演莫扎特，张瑞芳演莫扎特的爱人。1959年，上海戏剧学院演曹禺的话剧《雷雨》，有一天我在市里开完会回家，电视里正在播《雷雨》。这个戏是话剧界的前辈、上海戏剧学院的副院长吴仞之导演的，我一听演员讲的话，口气、声调都不对，觉得不是这个味道，他们演得过于概念化了，我实在看不下去。后来我到北京看曹禺时，我就跟他讲起这个事情，说实在看不下去，曹禺说，你还可以关电视，我是老早就有人打电话来，某月某日演出《雷雨》，卫星转播，一定要我看，我又不好不看。他还感叹，这些老先生（指吴仞之）为什么都那么左啊。

    恰好这一年华东师大号召和动员教师提供科研论文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我因为等了很久，没有见到有人写文章批评《雷雨》，于是自己写了一篇《〈雷雨〉人物片论》(后改名《〈雷雨〉人物谈》)。我在文章中没有批评导演和表演者，主要是谈自己对《雷雨》的理解。写好以后，我把文章一份给了《上海文学》杂志，一份给了教研组组长。教研组组长觉得思想有问题，让我把文章从《上海文学》收回来，还专门召开了一次名为讨论实是批判的会议，并请了校外的同行来参加。会上，几乎所有人一致认为我的文章美化了周朴园和繁漪，宣扬人性论，是《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观点的具体运用。后来，教研组不让我上课，总支书记后来发话说，课还得让我上，这样我才得以继续站在讲台上。

    1960年，上海作协开了49天会，批判我和蒋孔阳。当时大概是全国要反修，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有一次作协开会，尽管我不是作协会员，但是华东师大特地用小汽车把我送去接受批判。本来我没准备发言，但是，姚蓬子发言乱讲，听到他讲得太离谱了，实在听不下去，就为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辩护了几句，马上就受到了批判。

    在批判我的人当中，我的学生戴厚英是主攻手之一，她没有毕业就调到上海作协。当时，上海作协从我们学校选了戴厚英，另外从复旦、上海师大各选了一个作为青年力量（即“小钢炮”）。戴厚英是一个孝女，家里成分也不大好，所以她表现得特别左，特别凶。她批我倒没什么，因为当时就是那样。尤其让我难以接受的是，人家批判我还会客气地称呼我为钱先生或钱谷融同志，她直接叫我“钱谷融”。我当时一惊，她是我学生啊！当然，戴厚英这个人还是比较纯真的。后来她到家里来看我，向我道歉了。有一次开会，她还在会上公开对我表示歉意。她的《人啊，人！》的后记也提到此事。

    作协批完之后，师大也开始批判我，年轻气盛的学生们火力更猛了。1966年8月4日，我本来在家里，学生通知我去系里参加批斗，一到那里，学生们就叫我跪下，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开会批斗完以后，又被戴上高帽在学校游斗，学生们敲着脸盆让大家来看。我被戴上三顶帽子，一个是老牌修正主义者；一个是反动学术权威；还有一个是漏网右派。后来，我就住牛棚，成了牛鬼蛇神，在学校扫地、扫厕所。接着又被发配到苏北的干校，1972年才回来上课。

    直到1978年以后，我的问题才真正解决。1979年，《文艺报》开会，指名要我参加，等于替我恢复名誉了。1980年，我被直接提升为教授。尽管获得了讲师“直升”教授的殊荣，我也没有太大的惊喜。

■ 钱谷融门下弟子

●王晓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等。）
●许子东（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当代小说与集体记忆》等）
●殷国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20世纪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论》等。）
●李劼（作家，文学批评家。著有《文学是人学新论》等。）
●吴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鲁迅个性心理研究》等。）
●胡河清(已故，曾执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胡河清文存》等。）
●戴厚英（已故，作家。著有《人啊，人!》等。）